做人要学曾国藩 做事要学胡雪岩全本完整

5.多方考察，选才有道

曾国藩在选用人才方面，自有一套标准。这些标准或许大悖于一般所谓“惟才是举”的说法，不过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很有实益的。

第一，曾国藩的用人标准特殊之处在于：“忠义血性之人最可用”。所谓忠义血性，就是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觉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本的封建统治秩序。他说：

“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功则疾；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持。”

选用具有“忠义血性”者为将领，可以起到表率作用，“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这样便可以带动全军效忠封建王朝，从而能够使这支新兴的军队——湘军——不但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能力，同时还具有“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

曾国藩识用鲍超，就是重“忠义血性”的例子。鲍超是今重庆奉节县人，因家贫从军，行伍出身。咸丰三年，他入湘军水师，任哨长。攻克武昌后，鲍超升为参将，改领陆军，曾解曾国藩祁门之危，后官至湖南提督，乃曾氏帐下一猛将。

鲍超不识文墨，仅认得自己的姓名，但作战勇敢，带兵有方，其憨直更令曾国藩喜爱。有一次，鲍超孤军被困九江，欲派人向曾氏求救，叫文书写信，多时未完。鲍超心急，顿足道：“都什么时候了，还咬文嚼字!”立即喊亲兵拿来一幅白麻，自己握着毛笔，于幅中大书一“鲍”字，四周作无数小圈围绕，急急封函，派人送去。众人不解其意，曾国藩大笑说：“老鲍又被围矣!”于是派出援军。

曾氏知鲍，鲍亦敬曾。有次鲍超学写“门”字，末笔没有写上钩，别人告诉他还缺一钩。鲍超指着厅中大门：“两边不都是直的么，哪里有钩?”正好墙上悬着曾国藩所赠对联，中有“门”字，这人于是说：“曾大帅写门字亦有钩矣。”鲍超一看果然，即跪地三叩首，说：“先生恕吾武人!”

第二，曾国藩强调“廉明为用”。对于“廉”、“明”二字，他解释说：

“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矣。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回力合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证之以平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几于明矣。”

“廉”，对于军队来说是极为敏感的问题。绿营将帅克扣军饷、冒领缺额以自肥的现象，早已是公开的腐败行径。这深为士兵所不满，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曾国藩在新组建的军队选将问题上高度重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湘军的战斗力。

“明”是指将领要做到赏罚分明，是非不淆。“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对于一般将领要求其“精明”，而对于高级将领，则要求其必须“高明”，这样才能够具有远见卓识。曾国藩反复强调将领要具备“廉”、“明”的品质，这对于改善官兵关系，提高战斗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选取将领，专取“朴实”之人。

曾国藩对于绿营军官投机取巧、迎合钻营的腐败风气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他深感积习难改，“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淳，其意荡然”，曾国藩从内心里慨叹：即使“孔子复生，难遽变营伍之习气”。

为了从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规定，一方面湘军不用入营已久的绿营兵、守备以上官；另一方面，他强调挑选将领要侧重“纯朴”。所谓“纯朴”是指脚踏实地，无官气，不浮夸虚饰。曾国藩经过遴选，将大量“纯朴”之人委以重任，这对于提高湘军战斗力和耐力极为有益。

曾国藩就这一选才标准还专门与沈葆桢商讨过，他在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五信中写道：“李迪庵兄弟选营官，专门选取简默朴实、临阵不慌的人。弟不能临阵观人，而略仿李氏之意选取简默朴实的。阁下素来知人善任，此仅供斟酌参考。”

第四，“智略才识”是曾国藩选将的又一标准。

曾国藩认为：“大抵拣选将材，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决不能选用冗冗者。”他指出：“其冗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曾国藩力求从书生中选拔人才，借助于他们知书达理，努力克服绿营将领缺乏韬略的弊病。

第五，要求湘军将领还应具备“坚忍耐劳”的特点。

“耐劳”本是我国农民身上的优良品质。自古以来，各朝各代以农业立国，国家各项财政收支，几乎全都依赖农业提供。于是苛捐杂税层出不绝，农民通常是吃苦耐劳，来往奔波于田间。湘军之将领多是招募而来的农家子弟，这种坚忍耐劳本就是他们身上的传统，因而湘军能够四处转战而兵将不言其苦，对敌作战能一鼓作气，勇敢顽强，战斗到底。

曾国藩选才用人的五项标准首先注重人的内在精神，以维护封建伦理为首要。曾国藩认为只有以儒家道德感化将士，才能上下一致，同心协力。以封建伦理道德为首要选才标准，是曾国藩镇压农民起义中提出的口号，即维护儒教，这样就达到了师出有名、鼓舞士气的目的。

人才是成事的关键因素，因而不可不慎重，没有一套好的选才标准，往往良莠难辨，轻则让自己背负不能识人用人的骂名，重则误了时机，坏了大事。治国一事，涉及天下苍生，一旦出现差错，将是难以弥补的。曾国藩的这套选才标准虽带有浓厚的封建伦理色彩，但终究不失它的客观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