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生意经无删减版

4审时度势，寻机谋利

福商百年不衰，可以说是善于审时度势的结果。比如，在明代，福建沿海受倭寇侵扰，朝廷下令关闭港口，福建海商并没有因政令限制而却步，他们审时度势，变政府港口为私人港口，坚持向大海要生存，从而将福建海商推向了全盛期；清代闭关锁国，不断“禁海”，海商的活动常常受到打击，甚至被诬指为盗，他们迫不得已之下便舍舟登陆，出海一变而为过番；近代福建人在南洋建立了众多家族企业，但最终家族企业的制度在事业发展壮大后消失了其积极性，反而成为创业阻力，他们又一改弊制，把企业改组为现代化的有限公司。凡此种种，足可以想见闽裔侨商始终在据外部环境审时度势、因机而变，因而他们适应了各个时代的环境，累积了足以掌控东南亚各国经济的巨大财富。

闽裔商人黄鸿年就是因为善于审时度势的，才创造了业界奇迹。

黄鸿年是印度尼西亚金光集团总裁黄奕聪的第二个儿子，祖籍为福建泉州，1948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望巴锡。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与黄奕聪有过一次交谈，对黄奕聪说，应该让孩子回中国受教育，多了解中国传统文化。1960年，黄奕聪果然如约把儿子黄志源和黄鸿年送到北京求学。

黄鸿年时年12岁。虽说他出生在印度尼西亚，但在求学的关键时刻却接受了中国文化的教育，而且也受到当时国内政治倾向的感染，主动到农村队，在山西南部农村务过农。可以说，在那个时代，黄鸿年几乎成长为一个典型的中国青年，能吃苦耐劳，在他身上，没有一点华侨子弟的娇气。

尽管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当时国内发生的一些事件黄鸿年开始产生困惑，感到自己在浪费时间，浪费青春和生命，因此也产生了一些破灭感。为此他在1970年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在周总理的帮助下，在政治高中他破例被准许重返印度尼西亚。然而有趣的是，当多年后再次回到中国时，黄鸿年又感到自己在中国的10年并没有白过，不仅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使他产生了沧桑感，而且给了他独特的认识事物的能力，使他在商务经营中颇为受益。回到印度尼西亚后，黄鸿年进入父亲的金光集团公司做事，从没有做过生意的黄鸿年对生意经似乎有一种天生的领悟。他很快便成为黄奕聪的得力助手，在金光集团里管理一家钢铁工厂，一面跟着父亲学习经商，一面思考一些商业上的问题，常常有与众不同的思路。

1978年，年届而立的黄鸿年在新加坡大展拳脚，收购了“联合工业”，从1981年到1991年将“联合工业”的资本由1700万新元增至10亿新元。黄鸿年虽可以说是出手不凡，但他并不是一个轻易就能满足的商人，总是像猎犬一样不停地关注周围的动静，寻找下一个目标。这一时期，中国已经在改革的大中前进了10年，市场经济的因素也越来越多。一种旧有的情结使他终于下定决心回国发展。他在与父亲的一次谈话中说，我感觉我应该去，我熟悉那里，对中国有感情。这个“感情”二字在他这里有着更为复杂的含义。

1991年，黄鸿年卖掉了新加坡的“联合工业”股份，收购了中国香港上市公司红宝石。他的目的很明确，即要借助中国香港这个窗口近观中国大陆，伺机向内地进军。为此他在收购了“红宝石”之后，立即将其改名为“香港中策有限公司”。“中策”二字意即中国策略，由此不难想见，自信了解中国的黄鸿年正踌躇满志地寻找着切入内地经济市场的商机，志在必得。黄鸿年正式进军内地选择了一个极为恰当的时机，就是邓小平南巡。据他观察，1992年以前中国内地经济搞活虽已有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但很多方面仍没有放开，尤其是资本市场，还是铁板一块，在内地成立公司，也受诸多限制。但自从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倡“步子再大一些”，他相信中国的市场将新月异。黄鸿年的行动由此开始。仅1992年一年，他就先后在杭州组建了中策橡胶、啤酒、电缆、低压电器公司；在山西运城组建了工业集团，合营14家国有化工厂；在宁波成立中华造纸公司；在泉州合资成立中侨股份有限公司。翌年，又在大连参与101家轻工企业的合资改造。他的动作之大，几乎可以说是齐头并进，全面出击。同年，由于贡献突出，他被杭州市政府授予“杭州荣誉市民”称号，被聘为杭州经济发展顾问，同时被聘为浙江大学的教授。

在短短一二年间，黄鸿年在中国商界、学界乃至政界均有拓进。这自然是他的中国策略的组成部分。他懂得，要想在中国经商，把生意做大，除了商务外还要做好很多别的功课，下所谓功外工夫，这可以说是他以往在国内生活所得的经验。事实上在开放之初的中国也的确如此，完全靠市场经济的办法路走不通、事办不成，因而不得不下些功外的工夫。一些不了解内情的外商看黄鸿年，往往弄不明白他嘛搞那么多花样，他则会神秘地笑着说，要知道这是在中国，中国是一本无字天书，需要借助时间和脑力才能读懂，浮躁可是不行的，必须学会审时度势，寻机谋利。

俗语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黄鸿年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到什么环境里就要了解什么环境，并跟着环境的改变调整自己的经营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