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要学曾国藩 做事要学胡雪岩无弹窗

6.言多必失，适可而止

人在现实中要想生存，就必须和人交往，那言语自然是避免不了的，但如果不加注意，则容易祸从口出。因此，慎言是必要的。而慎言的最好方法是不多言，力求简洁明了。滔滔不绝的人说错话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们会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正所谓“言多必失”，所以必须“适可而止”。

曾国藩的为官之道是渐渐摸索出来的，他的谨慎为人也是在不断体会中磨炼出来的。

《周易》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它的意思是，有修养的人，言简意赅，不会胡乱地空发议论，而性格浮躁、缺乏修养的人却总爱夸夸其谈，大话连篇。

曾国藩的性格变化是很大的，做大官前后，他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

30岁前的曾国藩总爱说话，并且他的言语中总是有一股尖酸刻薄的味道。虽然自身很有才华，但是别人还是不愿意与他交往，对他敬而远之。因为，无论在酒桌上，还是在常生活中，他不经意的讥讽话语总能够让同僚或关系普通的朋友们难堪。时间久了，他的恶名也就传得较远。后来，翰林院的同僚们渐渐孤立了他。

曾国藩如果不知悔改，他的仕途应该不会长远。然而，曾国藩还有一个突出的优点，这个优点会将他诸多的缺点弥补，不断完善自身。这个优点便是他能够反省、检点自身。

尝到了苦头之后，他不能够再容忍自己多嘴多舌的毛病，于是决定悔改。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要想改掉这深蒂固的恶习，必须得付出艰辛努力。

以后的子里，他还是不能将恶习彻底戒除，多多少少又因为多嘴多舌得罪了一些人。不过，经自己不断反省，他多言的毛病果真改掉了。

“常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这句话是曾国藩做官的体会。他认为，桀骜不驯定会招致别人的敌视，以致众人群起攻之；多嘴多舌同样要不得，它也会让自己陷入被动。

曾国藩在修行上要求自己“静坐净心”，认为急躁、轻浮是做人、立道、求学的大忌。而身临高位，功高盖世，如言语太多、锋芒太露，就会引来朝廷的猜疑，认为自己有不叵之心。况且在封建社会中，君权高于一切，不懂得韬光养晦，一味激进，更会招致皇帝不悦，那样，便有生命之忧了。对下，如果讲话太多，难免有失误，则会让手下人嘲笑，认为自己无德无力，不能服众，久而久之，威德并失，便不能纵手下了。

曾国藩早年就写下了“谨言箴”。他认为用花言巧语取悦于人，最终只能给自身带来灾祸；闲言碎语，也会搅乱你的心神。理解的人不夸耀，夸耀的人不理解。那些道听途说的东西，让智者笑话，让愚者惊骇。笑话你的人会鄙视你，即使你很直率也会怀疑你。惊骇的人弄清原委以后，会说你欺骗他。

他对慎言的重视，影响到了他的整个人生观。曾国藩说，凡是有才能的人总希望表现自己，希望被别人承认他高明，就像孔雀一样，遇见围观的人多了，就开屏展示自己的美丽，其实这很容易招来众怒。同时，中有是非，有判断，有取舍，但又佯装不知，这是很难做到的。

曾国藩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经验教训，力劝自己不可多言，要小心谨慎，以免强出头引来祸端。故而，他专门写了《英雄诫子弟》书，借以教导自家子弟：

“我要你们听到人家的过失，如同听到父母的名字，耳朵可以听，但嘴上不能说。喜好议论人家长短，妄评政事法令的是非，这是我最厌恶的，宁死也不愿子孙有这类行为!”

他认为，人在独处的时候，一般没有什么话要说，虽然不乏有自言自语的人。和家人相处的时候，因为天天相处，不管自己有优点还是缺点，家人一概接纳，不会过多探讨，偶尔提示一下便可，也没有多少话要说。但和朋友在一起可就不一样了，这时候，他会一改在家里的沉默寡言，绞尽脑汁也要将话说得令众人吃惊，或为了表达语言所不能表达的意思，便以动作配合。

这便是人们的表现欲在作祟的缘故，为了表现自己的才华、风度、智慧、幽默等，难免夸夸其谈，殊不知在这无休止的表演中，却将自己的缺点一点点地暴露出来。

曾国藩不仅自己慎言，还经常劝诫弟弟和部下不要多言。

曾国华和曾国荃是曾国藩的两个弟弟，二人都与青年时的曾国藩性格相似，要么说话刻薄，要么多嘴多舌。曾国藩不想弟弟再走自己的老路，为了使弟弟不走自己的老路，曾国藩对此二人屡屡劝导。为了让性格刚烈、言语刻薄的曾国华处理好人际关系，曾国藩送给他“温甫”作为他的字号，意思是让他待人要温和一些，克制自己，不要伤害他人的自尊心。曾国华明白哥哥的心思，在后的待人接物上，都显出温和的一面。

曾国荃后来也被朝廷加封，开始在官场立身。他的为人比曾国华还要恶劣，曾国藩对其格外担忧，因为，官场中最忌讳的就是多嘴多舌。历史上官吏因出言不慎而被贬被惩者多如牛毛，噤若寒蝉便被视为官场法宝。可曾国荃初入官场，本不懂仕途险恶，仍然像往常一样肆无忌惮，夸夸其谈。曾国藩总是写信给他，向他传授为官保身之道，曾国荃从中得益不少。

对部下，曾国藩同样如此要求教导。他告诫部下发言一定要谨慎，千万不可胡乱地说话。

言多必失，应适可而止。有智慧的人懂生存之道，知道何时“沉默是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