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生意经完结版

6眼光决定你的财富

机会是上帝的别名”，机会对于人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样，商机对于赚钱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世界上并不缺乏商机，缺乏的是发现商机的眼睛。这正如艺术家所说，世界不是缺乏美，而是缺少发现。发现并把握商机对于经商尤为重要，有时候，一个机会就足以让人摇身一变，成为有钱人。所以说，是否具有预见市场发展规律的眼光，敢于并善于把握商机，决定着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否在商战中取胜。

有100个温州人，便会有100个发现和创造商机的故事。

刘世明走到了大街上，他的脑子里装的是如何就业、如何拥有自己真正人生的很现实的问题。时值温州服装业鼎盛时期，既然亲戚朋友都在经营服装，这就为自己创造了条件，形成了稍许优势。但令刘世明着急的是，自己对服装业一窍不通，比如，款式、色泽，价格，他都是门外汉。刘世明觉得自己的脑筋在这方面玩，因而很发愁。

无事可做的时候，刘世明和朋友一起到北京考察市场。也就在此时，他留意到街头上有人穿着皮夹克，既漂亮又时髦。接下来他也发现，偌大的北京城，人流滚滚，很少有人穿这种皮夹克。他也想去买一件，但在热闹非凡的王府井，仅有两处卖皮夹克，而且总是缺货：他从这里了解到，皮夹克货源很缺，商场里常常进不来货，一旦购进，便会被对皮夹克情有独钟的顾客一购而空。

在王府井，刘世明亲眼见到了那种蜂拥争购的场面。这个场面使刘世明看到了商机，于是他决定另辟蹊径，独创自己最感兴趣的皮夹克生意。

当时市场上的皮夹克只有黑色，款式也很少，生产工艺也不复杂，对于技艺娴熟的温州裁缝而言一看便会做，就这样，刘世明很快就设计出了第一批产品，面世后很快告罄，于是他又组织生产第二批、第三批，很快便卖光了。久而久之，刘世明成了王府井商场的供货商，几个市场都喜欢进他的货。卖皮夹克不仅使刘世明赚了大钱，还使他名声大噪，享誉京城。回顾自己成为皮夹克供货商的历程，刘世明也为自己当年从街头“嗅”到商机而感到欣慰。

同样身为温州人的钟文龙，他的生意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完全是通过自己的一双眼睛在上海街头抓到商机，进而步入千万富翁行列的。

钟文龙初到上海时，口袋里已经没有了一分钱，万般无奈之下，他到某家工厂打工。工人工作很辛苦，又挣不到什么钱，以至于钟文龙合同期满后连回乡的路费也没有挣到。有天中午，钟文龙在书店里看了半天书，感到饥肠辘辘，便走出书店去买包子充饥。正在此时，他看到一辆三轮车载着一车旧书从书店后院里出来，询问得知这车书是书店仓库里清理出来的废品。在钟文龙看来，这哪里是废品，不过是一些旧书罢了。爱书如命的钟文龙不忍心看到好端端的书只卖废纸价，于是叫住收废品的老汉，用仅有的钱把这些书全部买下来。

钟文龙从一车旧书中看到了商机，他以此为开端做起买卖旧货品的生意。起初只是试探，不知道这种生意是否能在上海做下去。结果他扛着一箱旧书到农贸市场摆摊卖了一天，居然挣得了15元钱的纯利。这件事让钟文龙受到了极大的启发，他卖完了这车旧书，又到处收购旧书刊，收收卖卖，赚得的钱比打工强上数十倍。生意越做越大，钟文龙开始雇人、租房，专门从事旧货买卖，旧书刊、旧电器、旧家具，只要有利的旧货翻新生意，他都要试上一番。

上海人生活水平高，收入也高，因而他们总喜欢跟着时尚走，不断地更换家中的电器、家具以及其他装饰品。这种习惯让钟文龙找到了旧货贸易的市场潜力，于是他把自己专营旧货的店面生意升格为公司，在市内各个角落都设置了专营店。就这样，钟文龙以上海为基地，生意不断拓展到周围的省份，安徽、山东、湖南等省都有他的业务，这使他成了闻名遐迩的“旧货大王”。

温州人的目光敏锐，目里有“针”。可以从细微的风吹草动中刺探出商机，并能在第一时间转化成财富。所以温州人有时候被人称作“经济动物”。

温州人的目光有时简直匪夷所思，他们往往在普通的地方发现不普通的东西。

2002年1月1，欧元在欧盟各国开始正式流通，中国报纸刊登了一张欧元的照片。这张普普通通的照片，温州人却发现了无限的商机：新版欧元比欧盟各国以前所使用纸币尺寸都要稍微大一点。这就意味着，现在的皮夹肯定就装不下新币了。于是，温州人很快抓住商机，生产出大批的适合新币大小的皮夹，并且从温州出口到欧洲，并且大受欢迎。这种审时度势的能力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利益。

作为温州第二代创业者的代表人物，王招富在审时度势，灵活转变经营策略上面显得尤为娴熟，尽管此前他也曾遭受过失败的打击。

中学毕业后，王招富就进入了乐清白龙山林场工作，那时他只有 17岁。两年后王招富开始到外地另谋出路。后来，几经摸打探索，王招富和妻子在郑州振兴商场租了一个柜台，经营服装生意。但是出师不利，一年下来，生意亏损不少。夫妻俩没有气馁，他们仔细分析自己亏损的原因，发现原因在于没有进行细致的成本预算和及时捕捉到郑州消费市场动态等诸多因素。于是，第二年就大胆采用自产自销的方式，自办了服装加工厂，夫妻俩起早摸黑，省吃俭用，最后终于积累了一部分资金。

但是，王招富不满足于这一点，他把眼光放在更远的地方。经过多次考察，王招富发现敦睦路一带商业基础很差，没有商店，但是这一块的人流量却非常大，他看中了这里的市场发展潜力，就租用了这些地，合资建起了几间店面，开始经营他最得心应手的服装生意。事实证明了王招富眼光的独到。不久，这一带发展成为郑州最大的服装市场。王招富抓住商机，继续将服装销售扩展到周边的几个省份。回忆起这段经历，王招富至今记忆犹新，他说： “做生意，眼光要准，看准了就要大胆去做。”

每个人谈起“胆大包天”的温州商人王均瑶，主要谈论的是作为“包机大王”的王均瑶，由于王均瑶具有非同一般的胆魄，使得他独创包机事业新天地，并赢得了丰厚的利润。其实，王均瑶在事业上的成功除了胆子大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有眼光”。

有一天，王均瑶偶尔看报时读到一条消息，“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白酒年消费量超过牛的国家，人均喝不足7公斤。”王均瑶预感到，牛中蕴藏着巨大的商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牛的好处，这是必然的趋势。1995年春，王均瑶得知国有无锡品公司因亏损陷入重重困境。王均瑶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商机。他果断地与之合资，将企业改组为无锡均瑶品有限责任公司，大力发展制规模经济，在1998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频频播出均瑶牛的广告镜头，一时间，北京、上海等60多个大中城市的超市，均瑶牛铺天盖地。眨眼之间，王均瑶从“包机大王”变成了“牛大王”。毫无疑问，王均瑶不但使无锡品公司起死回生，而且带来了制产业的新天地。

经营眼光往往决定你的生意能够做多大，同时也决定了你用怎样的方式赚钱。曾有人这样说：“瑞士人卖的是智慧和技术，美国人卖的是脑子里想出来的东西，本人卖的是手里做出来的东西，中国人卖的则是地里种出来的东西。”虽说这话有点儿不恰当，但也说明了卓越的眼光在人的经商中的重要性。

《红顶商人胡雪岩》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你拥有一县的眼光，那你可以做一县的生意；如果你拥有一省的眼光，那么你可以做一省的生意；如果你拥有天下的眼光，那么你可以做天下的生意。”要想笑傲商场，首先要炼就威力强大的“火眼金睛”。

温州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很大程度上在于温州商人独到的眼光。他们善于把握住稍纵即逝的商机，尤其是善于把握住市场发展的必然规律，及时引导产业转型，并且敢于自我扬弃，这使得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永不失败，创造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7什么都可以丢，唯有信誉不能丢

曾有一段时间，“温州”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这给了温商一个深刻的教训：那就是要想生存、发展就得狠抓质量，重建信誉。

温州曾出现过早晨穿晚上坏的“晨昏鞋”和7天就坏的“星期鞋”，这是温州人对鞋业生产一哄而起的恶果。一时，这些都成了温州皮鞋的代名词，使得早在明朝时期就成了贡品的温州鞋变得臭名远扬。为此，1987年8月8，愤怒的消费者在杭州武林门广场放起了一把火，烧掉了堆积如山的温州伪劣皮鞋。也不仅是在浙江省会，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开始拒绝温州货的登场。

正缘于对“诚信”二字的再认识，温州人开始痛定思痛特地做出了一尊火烧皮鞋的雕塑。正是这个雕塑使温州人知耻而后勇，进而发愤图强，崛起了一个“中国鞋都”。市场经济初期信用缺失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使温州商人检讨痛悔自己过去所做的一切。这一忏悔使温州走向觉醒，找回了中华民族传统的“诚信”二字，同时也找回了应有的商业精神。从这一点来说，温州企业对市场经济本质的觉醒，比其他地区要早，他们清楚了凭什么从市场中得到真正的回报和长远的财富的道理。

在全行业蒙受耻辱之后，温州大多数企业老板才充分意识到“质量佳企业兴，质量差企业亡”的事理。尤其在温州政府的引导下，争创名牌，名牌兴业，蔚然成风，品牌、质量、信用的意识不断增强。

余进华的父亲余阿寿是个老鞋工，他亲眼目睹、亲身感受了中国鞋业的时代变化。12岁就开始做鞋的余阿寿，1973年凭着租赁鞋摊起家，为人厚道诚实，由于从事鞋业资格最老，在温州拥有很高的声誉，被人尊称为“皮鞋寿”。

作为一位资深鞋商，“皮鞋寿”清楚地记得，当年他初赁鞋摊时温州皮鞋畅销，许多温州老板一哄而上都做起了皮鞋生意，就连一些从来不懂皮鞋生产工艺的人也起了锤子剪刀。个别人带头，大家一哄而上，为了追求利润不惜以次充好，使得温州皮鞋质量急剧下降，声誉毁，消费者对温州鞋无不深恶痛绝。一些本来信誉很好的鞋商也跟着背上了黑锅，奥康鞋业的王振滔是如此，吉尔达的余氏父子更是如此。当时对温州鞋的声讨之声四起，就连温州皮鞋真品当时销售情况最好的武汉商场，也不得不将温州皮鞋一股脑儿清除下柜。余氏父子无辜受累，虽经反复央求，武汉商场负责人同意让没有注明“产地温州”的皮鞋上柜，但余氏父子内心的沉痛是不言而喻的。

当年温州鞋业的四面楚歌，令“皮鞋寿”痛定思痛。在温州市有关部门的联络下，余阿寿铁肩担道义，毅然筹建起鞋业协会，历任四届会长。其间，他与370多家鞋厂厂长联合发出倡议：确保温州皮鞋质量，一分昧心钱，重拾市场信用。任职8年间，余阿寿半天时间在自家厂里上班，半天时间则开车到各个厂家、商场监督指导。经历了失信之痛的温州鞋业，终于依靠诚信重新赢回了市场。从失信到立信，温州人整整用了14年。

1991年，尚未到而立之年的余进华接替父亲执掌“吉尔达”，他率先在中央电视台打出“温州制造”的吉尔达鞋业广告，成功创出令人信服的品牌。如今，“吉尔达”在国内市场的销售额已超过2亿元。回忆起当年的创业路，两代掌门人余阿寿、余进华父子感受最深的莫过于两个字：诚信。

“信用温州”带来的不仅是源源不断的订单，而且是企业做大做强的本保障。就“吉尔达”而论，从创办企业的那天起，他们始终坚持“方正、厚道、公平、诚信”的传统理念。在余进华看来，这一理念的形成，正是父辈留给自己的最宝贵的财富，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正是这一商业精神，使吉尔达鞋业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并得以迅速发展。

在父辈敬业守信精神的教诲下，余进华认识到：如果说全面质量管理使企业的产品质量有了本保证，那么产品信用的管理则会使企业的信用价值和品牌价格得到更大的提升。为此他身体力行，重在落实，在企业产品的信用管理上狠下工夫，毫不松劲，终于有了显著的实效。现在温州的银行给“吉尔达”的资信品级很高，用余进华自己的话说：“很多银行是排队要和‘吉尔达’做业务，在温州我们要贷款，不用担保，不要抵押，只有信用就可以了。”

温州人如今已经认识到“诚信是商业精神的精髓”这一至理。正缘于此，“质量温州”、“品牌温州”这两个口号如今已能在温州开花结果。尤其是“信用温州”的提出能在温州“一呼百应”，说明了温州人对商业中诚信精神的崇尚。守商德，使温州人重新受到了世人的尊重——由于体会到诚信与自身的利益休戚相关，著名鞋商王振滔也到杭州武林门广场去放了一把火，烧掉了2000多双别人假冒温州品牌的皮鞋。

从温州的事例，中国企业终于认识到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商贸舞台上，一旦戴上“不讲诚信”帽子的严重性。作为社会资源的组织者、财富的创造者，企业家可能是诚信最大的受益者，同时也可以成为不讲诚信的最大受害者。联想集团总裁杨元庆认为：诚信是一个人乃至一家企业生存的本。诚信的意义不仅在于一笔交易的成败赚赔，而在于它标志着一个企业的品质。正缘于此，他把诚信共享作为联想文化的本，而把“诚实做人，注重信誉；坦诚相待，开诚布公”作为联想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使诚信成为联想集团制度规范、流程透明的最佳土壤，借以滋养宽宏刚健的企业文化品格。把“创造发展空间，提升员工价值，提高工作生活质量”作为企业的使命，员工也“把个人追求融入到企业的长远发展之中”。爱立信集团中方经理张醒生认为：诚信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公司长期发展的基石，也是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应该成为一个企业长期战略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守诚信也许可以“赢一时之利”，但一定会“失长久之利”。作为一家高科技公司，他认为诚信对于爱立信集团尤为重要，因为电信行业的特点是高新科技，高速发展，风险也特别高，因此实现自己的承诺，取得客户的信任是重中之重。北京金色世纪网络订房公司董事长李梓正体会到：“诚信”，顾名思义是诚实和守信，诚信乃做人之原则，做企业之必须，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不讲诚信的人，无人愿与之打交道：不讲诚信的企业，没有人和组织愿意与它共事。成为孤家寡人，还做什么生意?

在当今的温州，许多企业家都有一种共识：质量是企业生存的法宝，它不是严格制度规范下的一种简单的观念。虽然建立监督及风险管理机制对保证质量也有作用，但是最本的还是要靠观念深入到生产中的每一个细节。这种认识使许多温商都自觉地将“质量”二字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8微利是途，薄利多销

温商在服装、皮鞋、眼镜、打火机等轻工产品方面，长驱直入，牢牢地占领了广大城乡市场。许多在这些领域经营多年的本地专业大户，在水般涌入的温商面前，都纷纷败下阵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究其原因，很重要一个因素就是温州商品在同档次的商品中，价格最便宜。

价廉物美，是温商在无情的市场竞争中的一大法宝。同样是一条腰带，别人卖15欧元，温商只卖10欧元，价格低廉、薄利多销是温商的一大经商诀窍。

是追求1牙签赚1元钱，还是100牙签赚1分钱?

义乌商人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后者。原因是，如果一能赚1元，因为利润丰厚，大家会抢着卖牙签，经销商和消费者也不会千里迢迢到义乌来。而100赚1分钱的生意，却不是谁都能经营下去的，因为没有相当大的销售量，卖牙签恐怕连摊位的租金都赚不回来。因此，在所有环节上千方百计降低成本，并且靠良好的信誉吸引“回头客”，这是义乌小商品市场做大的关键。在竞争激烈的商战中为自己找到广阔的“无人地带”，让“薄利”与“多销”良性互动，成就了一方市场。

经济学家称义乌商人是小商品的整合大师，义乌商人生意经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低价策略。据说，同类同品牌同质量的商品，这里的批零价仅为一般商场零售价格的1／3，甚至比厂家的出厂价格还低。为什么呢?因为厂家一般要给经营商一定折扣，而义乌商人将这折扣也全部让利给了客户。义乌商人这种精明的经营策略，使得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所向无敌。

在上海七铺路10元买3双的白色棉运动袜，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卖7角；100支装的双头棉花签在上海家乐福大卖场卖12元，那里卖019元；牙刷，最新保健型、窄头、牙刷毛带波浪形的， 100支外配一个很好看的塑料手提包，15元；护疮膏、拜迪牌和邦迪牌的形状一样，马路上有巨幅广告，100片一盒，27元。一个在上海要卖到100多元的洋娃娃，在这里只卖20元!十几元的玩具这里只要3元!至于各种女孩子喜欢的漂亮饰品和工艺品， 50元可以买一大堆。

卖100牙签只赚1分钱，一个姓王的商贩每天批发牙签10吨，按100赚1分钱计算，他每天销售约1亿牙签，稳稳进账1万元。有个摊位卖的是缝衣针，粗的、细的、长的、短的一应俱全，平均1分钱2枚，这个小商贩一年卖针也能挣到80万元。

在义乌，靠做只赚1分钱生意起家的老板不计其数，人称“蚂蚁商人”。“蚂蚁商人”赚钱的秘诀是：家家自己开工厂，把成本拉到最低，每件商品只赚1分钱就卖!他们算账：一双袜子赚1分钱，一个普通摊位每个月要销出70万双到80万双袜子，也就有 7000元到8000元利润，一年下来将近10万元。租10个摊位，就是100万元!

在用几间民房改装的车间里，李老板有条不紊地安排着40多个工人生产时尚的无顶太阳帽。这个开足马力的作坊，一天可以生产出20万个太阳帽，它们经过贸易商的中转后，全部挂进沃尔玛的卖场里。

李老板知道，自己这个看起来工序简单的太阳帽，一旦挂进“天天低价”的沃尔玛在欧美的超市里，身价将几倍甚至十几倍地飙升，但是李老板的定位却是一个帽子只赚一分钱，这就是他能跟世界五百强的沃尔玛做成生意的关键。

义乌有一家其貌不扬的企业——双童吸管公司，它是全球吸管的最大供货商。公司副总经理张国俊说：公司5年前从事出口，现在90％以上的吸管外销，一年的产量占了全球吸管需求量的1/4以上，世界各地都在用“双童”的吸管。

这家企业的产品，就是大街小巷到处可以看到的喝饮料的那种塑料吸管。一支细细的吸管能卖多少钱?张国俊算了一笔账：“平均销售价在每支8~85厘钱，其中原料成本50％，劳动力成本15%~20％，设备折旧等费用15％多，纯利润约10％。也就是说，一支吸管的利润在8~85毫钱。”

为了节约成本，公司一切都“丝入人扣”：夜里的电费成本低，公司就把耗电高的流水线调到夜里生产；吸管制作工艺中需要冷却，生产线上就设计了自来水冷却法……当然，产品的最终质量必须是过硬的。吸管要耐热，所采用的塑料就必须符合安全标准；不同国家的客户对吸管的颜色、形状有不同的需求，有的甚至只需要黑色的吸管，公司就要及时开发。张国俊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不精打细算，我们就保不住微利。”正因为产品不起眼，别人不屑于生产，“双童”反而做到了最大!如今，公司每天有两个集装箱约8吨重的产品运往世界各地。

8吨的产量相当于多少吸管?是1500多万支。张国俊测算，小吸管给公司带来的利润每月40万元，而且市场非常稳定。现在“双童”又在向塑料口杯等不起眼的领域扩展，同样很顺利。

一厘利润一支的吸管、一分利润一支的铅笔、二厘利润一个的塑料袋，在很多人眼里，认为这样的生意不值得做。然而，义乌的企业家和经营户就是这样长年累月地下去，一年也能赚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

或许有人会问，温州的商品为什么比别处的商品便宜?道理很简单，温州人大都采取“前店后厂”的方式，省去了许多中间环节。除此之外，还实行专业化、规模化生产，大大降低了成本。

规模经营，薄利多销，在温商的经商法则中，不是什么“秘密武器”，但却是最有力的武器。温州早期的十大专业市场，莫不是以价格低廉而形成的。不仅在国内市场，而且在国际市场上，温州商品在价格方面都具有强大的优势。比如在欧洲，过去打火机市场一直是本人的天下，而现在绝大多数是“温州制造”。因为温州打火机的生产成本，在本连工人的工资都不够。

商业的目的在于谋利，如果将产品价格降至成本以下赔本甩卖，当然是不行的。因此无论是谁做生意，即使将产品价格定得再低也总有个最低限度。而温商的最低限度却总能在别人的最低限度之下，这就是他们在价格竞争中取胜的原因。但这里面所包含的内容却是极为复杂的，温商要生产出成本最低而又保证质量的产品，所花费的努力是方方面面的。

其实，从温商一开始涉足市场，就已经具备了价格竞争的优势。改革开放后，数不清的温商从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起步，从小商品做起。这些小商品的生产成本之所以极低，一是在于他们以家为厂，厂就是家，因而不用把厂房的计算在内。二是在于用工成本低。温州人从小着手做生意，靠的是家庭和家族成员，一个家庭一个厂，哥哥或父亲是老板，弟弟或儿子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做下属，从“老板”到“下属”都是一样地做活。正是因为是给自己活，所以他们不会偷懒，不会磨洋工，而是有多大力就出多大力，再辛苦也会坚持下去的。为了使厂子进一步发展甚至从不要收入，平时有吃有穿就行了，不到生老婚丧等重大事务从不谈用钱。这样一来，单单计算某一周、某一月的生产成本，所体现出来的数字寥寥无几。

正由于温商做生意注重从小处着手，务实苦，只要有一分钱赚就会不遗余力地去，从不好高骛远，好大喜功。纽扣、标签、标牌、商标、小饰品、小玩具，这些外地人看不上、懒得做的“小玩意儿”他们都做。同时本着“不怕赚钱少，就怕赚不来”的经营意识，温州的这些多如牛毛的小商品遍及全国，走的是小商品、大市场的路。后来他们发展了，从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形态中超脱出来，办起了像样的企业。但纵然是在此时，他们也不追求大气派、大产品，盖大厂房，大模大样地招收工人，同样是从小处着手，填补全国小商品市场的空白点，同样是靠着家族、家庭成员逐步创业，节俭了再节俭，勤奋了更勤奋。

因此，在商场价格竞争当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很少有人能比得上温商。在他们心中，小钱也是钱，他们经商从来不嫌钱小，再小的生意只要赚钱他们都，难怪有位富翁说过“小钱是大家的祖宗”。现实中好多百万富翁都是由赚小钱起步的。

对于“薄利多销”、“小钱是大钱”的道理，宏基集团董事长施振荣从小就有深刻的体会。

施振荣3岁丧父。为了谋生，他曾经帮着妈妈在店里同时卖鸭蛋和文具。鸭蛋3元1斤，只能赚3角，差不多是10％的利润，而且容易变质，没有及时卖出就会坏掉，造成经济上的损失。文具的利润高，做10元的生意至少可以赚4元，利润超过40％，而且文具摆着不会坏。看起来卖文具比卖鸭蛋好。但其实，施振荣讲述经验时说，卖鸭蛋远比卖文具赚得多。鸭蛋利润薄；但最多两天就周转一次；文具利润高，但有时半年一年都卖不掉，不但积压成本，利润更早被利息吃光了。

施振荣后来将卖鸭蛋的经验运用到宏基，建立了“薄利多销”的模式，即产品售价定得比同行低。虽然利润低，但客户量增加，快，库存少，经营成本大为降低，实际获利大于同行业。

前几年，在浙江绍兴的一次“发展经营经济经验交流会”上，一家生产高档精纺袜的厂家，标价35元一双袜子，只赚一分钱的利润!然而，就是这毫不起眼的一分钱利润，培育出了数不清的百万富翁。他们给与会者算了一笔账：一双袜子赚一分钱，一个普通摊位每个月要销出70万~80万双袜子，也就有7000~8000元的利润，一年下来就有将近10万元。

如今，在诸暨大唐镇，大唐袜业市场拥有1600个摊位。这里曾经一年内销出了超过70亿双袜子。

诚然，要打市场、拓销路，单靠低价闯关是不行的，产品质量、企业信誉、售后服务、宣传力度、营销方式等因素同样都很重要。但不可否认的是，同样的产品，谁卖得便宜，谁就卖得多。价格战是当前形势下一种很重要的竞争手段。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打价格战，因此一般的企业在产品降价之前总要左思右想，不敢轻易用低价位向市场上的竞争对手挑衅。能不能降价，能降价多少才不致影响企业自身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此准备不足，就会适得其反。而面对温州出产的低价位产品时也必须心平气和，因为温商之所以能做到如此低价位销售商品，也并不是容易的事，不仅需要对从生产到销售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精打细算，而且需要一个成熟的生产经营模式为后盾才可以做到。如果说这里有什么值得别人惊奇的秘诀，那归结底还应该说是温商经营观念的灵活，别人认为行的，他们却未必会这么认为，而是从长远打算，计算将来可以取得的效益。

同样在绍兴市，唯一拥有中国驰名商标的浙江某集团，除了在全国各地的大商场内和商业街上开柜台和专卖店外，还做着一项鲜为人知的生意：在超市里卖三四十元一条的西裤。面对疑问，该集团董事长解释：“尽管超市西裤价格比较低，利润不大，但是3个月就结一次款，资金可以马上回笼，没有积压的风险。你不要看不起那一点点的利润，积少成多，我们在上海几个大超市，一年就做了1000多万元的生意。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