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锐评历史全集txt

第四章 巩固皇权

一 君临天下 南征北伐削群雄

大局已成，天下抵定指可待：南征北伐大军势如破竹，捷报频传，形势一片大好。当听从老儒朱升“缓称王”的建议，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不称王；现在各方面条件已经成熟，众望所归，天命所定，万事俱备，不称帝也是不行了。前方将士鼓勇奋进，应天君臣正热火朝天准备登基大典。

吴元年十二月，以中书省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率文武百官奉表劝进：“开基创业，既宏盛世之兴图，应天顺人，宜正大君之宝位。既膺在躬之历数，必当临御于宸居，伏冀俯从众请，早定尊称。”按祖宗的规矩，朱元璋自然三请三谢，三进三辞，以表虔诚倨恭。

奉表10天之后，朱元璋率文武百官祭告上帝：“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今运亦终。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分争。惟臣帝赐英贤，为臣之辅，遂戡定诸雄，息民于田野。必欲推尊帝号，臣不敢辞，亦不敢不告上帝皇尊。

是用明年正月四于钟山之陽，设备仪，昭告帝尊，惟简在帝心。如臣可为生民主，告祭之，帝尊来临，天朗气清。如臣不可，至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

既至正月四这天，果然天朗气清，和风柔云，紫气东来，开国大吉。朱元璋喜不自禁，心想天命眷顾，子孙万代福寿安康，竟在玉辇中自个儿笑出声来。自古皇帝登基，都要封赠列宗列祖，然后祭告社稷。待到龙袍衮冕，在奉天殿接受百官朝贺，山呼万岁，南面而帝，始为“中国主”。

接着是封赏宗亲，进爵功臣。立妃马氏为皇后，世子标为太子，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各文武功臣也都加官进爵。皇亲国戚，不管死活，全都封王。一时间纷纷攘攘，喜气洋洋，新朝廷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充满了蓬勃生机。大明王朝“奉天承运”，洪武世运“如中天”。

大明的国号，是由刘基提出来，经过了朱元璋及其臣僚们的仔细推敲的。一合于明教教义，二溶于儒家陰陽五行学说。

明教有明王出世的传说，主要有大小明王出世经。经过了五百多年公开的和秘密的传播，明王出世的传说，已为民间所熟知并深信不疑。后来又与弥勒教混为一体，老百姓都普遍尊奉明王为救世主。朱元璋原属小明王部将，害死小明王后，继之而起，国号也用大明。表明皇朝也是明王的继承者，明朝是明教徒的明朝，天下明教徒是为一家，大家应携手共进，真心拥护大明王朝，积极为大明王朝的稳定繁荣竭诚尽力。

在儒家陰陽五行说来，“明”是光亮的意思，是火，分开来是“”和“月”，古礼有祀“大明”朝“”夕“月”的说法，千百年来“大明”和月都算是朝廷的正祀，无论是列作郊祭或特祭，都为历代皇家所看重，也是儒生所乐于讨论的。而且，新朝起于南方，和历代朝廷起于北方正好相反：南方为火，属陽，奉神祝融，色赤；北方是水，属陰，主神玄冥，色黑。元朝建都北平，起自更远的漠北，那么，以火制水，以陽消陰，以明克暗，正合天理。再者，历史上有大明宫大明殿，古神话中，“朱明”一词正好把国姓和国号联在一起，尤为巧合。

南征军福建一旅兵分三路：胡廷瑞、何文辉率步骑从江西度杉关出击为正兵，汤和廖永忠由明州以舟师取福州为奇兵；李文忠由浦城攻建宁为疑兵。陈有定的据地延平和福州掎角，建宁则为延平外围据点，驻有重兵。三路大军分别同时出击：正兵寻敌人主力应战；奇兵使敌人不明所以；疑兵使敌人判断失据，分其兵力，乱其决策。

陈有定，福清农人出身，沉着勇敢讲义气。一度统领地主民兵与西系红军作战，屡立战功，升为小兵官。攻城掠地，积官到福建行省平章，镇守闽中八郡。虽然福威自擅，赏罚自主，对元政权却很恭顺，年年运粮到大都。朱元璋占领婺州后，始与接壤。至正二十五年二月，有定进攻处州，为西吴大将胡深所败。深乘胜追击，元璋调发江西驻军南下，准备两路会师，一举攻下延平，不料胡深孤军深入，中伏被俘，为陈有定所，平闽之计受挫。世易时移，此次朱元璋水陆并进，三路同发，志在必得。

方国珍投降后，朱元璋水师乘胜南下。有定与元朝本部完全隔绝，孤立无援，福州建宁先后失守，延平失去外围屏障，旋即被克。有定和僚属决别，服毒自不死，被俘到应天。朱元璋历数其攻处州胡深之罪，有定豪气冲天，厉声回答：“国破家亡，死就算了，何必多说！”朱元璋遂用一种铜马（也就是古代炮烙之刑）将其化为灰烬。其儿子也同时被。

延平既克，福建沿海遂告平定。时在吴元年的次年正月，从吴元年十月发兵福建算起，平定福建费时4个月。从福建平定到天下安定，又用了近8个月的时间。

平定两广的战略也是兵分三路：第一路杨□周德兴由湖南进入广西；第二路陆仲亨由韶州直捣德庆；第三路是平闽水师得胜后直取广州。第一路由吴元年十月出发，第二路于洪武元年二月出发。第一路由衡州到广西的进军途中，遇到了永州和全州两地守军的顽强抵抗，一路血战先后攻克宝庆、全州、永州，六月份进靖江。第二路军在3个月内平定北江和西江三角地带，隔断广州和靖江的交通要道，所遇抵抗不大。第三路军一路顺风，大军到达州，元江西行省左丞何真即送上印章图籍户口，奉表归附，广州附近州县不战而下，四月份，广东平定。廖永忠遂挥师北上，一路攻克梧州，浔、贵、郁林诸州皆降。六月份与第一路军会合，攻围靖江。七月廖永忠攻陷象州，广西全境平定。

福建两广既平，南部只剩四川云南，皆不足为虑。半壁江山已固，兵精粮足，正可全力支援北伐。北伐大军出发前，朱元璋晓谕将士：“中原之民，久为群雄所苦，流离相望，故命将北征，拯民于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孙罔恤民隐，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诸将克城，毋肆焚掠妄人，元之宗戚，咸俾保全。庶几上答民心，下慰人望，以副朕伐罪安民之意。不恭命者，罚无赦。”

北伐的战略战术和作战计划，事先经过了朱元璋与刘基的仔细推敲和商定，并拿到军事会议上与诸将商讨修正，让诸将充分理解其作战意图，以利于和保证战略战术在整个北伐过程中的有效实施。

猛将常遇春提出，南方已定，可以集中兵力直取元都，以百战雄师，元都必下；元都既下，再分兵出击，以王师之威，其他城池可不战而下。朱元璋则指出：元朝百年都城，防御必严，工事必坚，假定大军孤军深入，元军断我粮道，攻城非一可克，元朝四方援军可至，进退无据，大事去矣。仍宜采用取平江之法，先砍其枝叶，再动摇本。先取山东，撤掉大都屏风；回师下河南，断其羽翼；进据潼关，占领他的门户。待彻底扫清其外围据点，确保粮道畅通，再进围大都，自然水到渠成，手到擒拿。此乃万全之策，稳扎稳打，确保立足于不败之地。

为了确保北伐的胜利，一丝不苟地贯彻朱元璋的作战意图是关键。为此，对北伐军的统帅部也进行了严密的慎重的组织。徐达是朱元璋儿时伙伴，用兵持重，纪律严明，生性谨慎，朱元璋任为征虏大将军，统帅全军，甚是放心。常遇春冲锋陷阵，所向无敌，任为副帅。元璋担心常遇春勇斗轻敌，特别告诫徐达，如大敌当前，宜以遇春为前锋，和参将冯胜分左右翼，将精锐进击。右丞薛显、参政傅友德勇冠诸军，可使其独挡一面。大将军专主中军，只管战略决策，策励将士，不可轻动。

为了瓦解敌军士气斗志，争取北方民众的理解支持，朱元璋发表了告北方官民的檄文：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无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本，礼仪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天下后世哉！

及其后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宁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信乎不谬。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治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悯。

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乃忘中国祖宗之姓，仅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居，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寡隙，此关陕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已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人民未知，反为我仇，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贼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仪，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

这是宋濂奉命而为，也是朱元璋幕僚儒生系统的杰作，代表了数千年来儒家正统思想。其中心思想有两点：一是民族革命，特别强调夷夏之分，中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治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比之红军提出的“重开大宋之天”，更具号召力和革命性，以此为号召，自然更能普遍获得广大被压迫的的拥护和支持，尤其是引起儒生士大夫的注意。二是恢复传统道德，尊崇儒家礼仪文化。大之治国，小之修身，从政治到生活，都应规范到千百年的儒家传统文化之中。如今北伐，目的在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一为恢复一度被蒙古胡族打乱的政治社会秩序，一为“救民于水火”，让“各安其土”，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富国强民。

文告中还骂元政府败腐透顶，天理不容。骂元朝大将认贼作父。河洛指扩廓贴木儿，原为，名王保保。关陕指李思齐等四将。他们飞扬跋扈，制造内乱，荼毒生灵，这两种人实力再大都只能是国家的不幸，不可以做中华之主。“妖人”自然指红军，“妖言”惑众，扰民太甚，乌合之众，自然也不能做中国主。剩下的只有我“江淮布衣”可秉承天意，而为“中华主”，“拯生灵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最后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大多数人，减少蒙古色目人的反抗心理，提出了某种程度上的民族平等思想，只要认同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厦之人抚养无异”。

文告的宣传效果是巨大的。尤其是得到了儒生士大夫的支持，旧官吏们，迅速投降到新政府中。吴军之来只为恢复生产，安定秩序。元军抵抗亦不顽强，北伐军进展迅速顺利。

徐达军由淮入河是主力，征戍将军邓愈由襄陽北略南陽以北州郡是偏师，目的在引诱分散元军主力。

从军事进展情况看，徐达忠实完美地执行了既定的战略方针。第一步从吴元年十月出师那天算起，到第二年洪武元年正月，前后3个月，平定山东。第二步由山东回师河南。一路由南面取归德许州，和邓愈偏军会师，抄汴梁后路。一路北上，由郓城渡黄河直达陈桥，两只铁钳死死夹住，汴梁守将左君弼不战而降，河南全境平定。四月，别将冯胜克潼关，李思齐张思道逃走。

鲁豫既定，潼关一军堵住元关中军的出路，使其不能越雷池半步。

第三步攻势目标是元大都。闰七月，徐达大会诸将于临清，重新检讨战略实施和战局进展状况。会后，令水陆大军沿运河直上，连下德州通州，元军连吃败仗，毫无斗志。顺帝怕被俘虏，赶紧于二十八夜三鼓，率后妃太子逃奔上都。

八月初二，北伐军攻陷大都，沦陷了430年的历史名都，到这一天算是物归旧主了。从宋太祖到宋神宗以来，一直没有能够实现的民族愿望，算是彻底实现了。自古以来华夏民族对北方蛮族的国防线——长城，再一次成为中华人民的自卫保垒了。蒙古政权，成吉思汗的后人君临中国的政权，从此土崩瓦解了。若从灭金算起，也成长了134年，若从灭宋算起，他仅仅存活了90年，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了！

元大都虽下，顺帝在上都依然可以发号施令，元军实力仍然强大完整。徐达常遇春移师进取关中，从洪武元年八月到第二年八月，整整用了一年时间，才完成第四步战略目标。在这一年中，元军不断坚持抵抗，而且还作了几次大规模反攻。这是北伐中最艰苦的一段时间。

西征军从河北进入山西南部，扩廓遣将来争泽州，大败西征军，又乘北平空虚，亲出雁门关偷袭。徐达得知，也不回救，竟率大军直捣扩廓总部太原。扩廓不得不救，回师途中，遭遇埋伏，不知所措，仓皇之中仅以18骑北走，山西遂平。

洪武二年三月，西征军进抵奉元路（今西安），李思齐逃奔凤翔，又奔临洮。西征大军跟踪追击，李思齐势穷力竭，只好投降。是年六月元军又乘虚进攻通州，北平无重兵，常遇春李文忠率步骑九万还救，围魏救赵直捣元上都，元顺帝北逃沙漠，北平转危为安。七月，常遇春暴卒于军中，李文忠领兵会合大军并力西征，大败围攻大同的元军，生擒元将脱列伯，孔兴。徐达大军继续西进，张良弼逃奔宁夏，为扩廓所执。其弟张良臣以庆陽降，不久又反，城破被，陕西遂告平定。

原来横行河洛关陕的元朝大将，也就是朱元璋北伐檄文中所数骂的人物，这时只剩下一个扩廓贴木儿拥兵屯驻宁夏，不时出兵攻掠，闹得边境守军不得安逸。刘基警告说：“不可轻看扩廓，此人真将材。”洪武三年朱元璋又命大将军徐达总令大军出征沙漠，扩廓方围兰州，徐达被迫解围回救，被扩廓大败而奔和林。五年，朱元璋又动员大军分道进攻，到岭北为扩廓所大败。25年后，元璋想起此败，还非常伤心，写信告诉他的儿子朱棣说：“吾用兵一世，指挥诸将，未曾败北，致伤军士。正欲养锐，以观胡变。夫何诸将请深入沙漠，不免疲兵于和林，此盖轻信无谋，以致伤生数万。”连同过去几次损失，合计死亡有四十多万人。

朱元璋一直对扩廓又敬又恨。察罕死后，扩廓继掌兵权，朱元璋就曾多次奉使通好，但扩廓就是不表态，总是扣留使者，也不回信。既至北走塞外，扩廓家属被俘，朱元璋又遣使劝降，扩廓仍然不为所动。最后派李思齐劝降，扩廓以礼相待，临走时，还派骑士送上一程。正要分别，骑士说：“奉总兵令，请留下一点东西作纪念。”思齐不知所措：“我为公差远来，无以留赠。”骑士道：“我要你一只手臂！”思齐情知难免，乃挥刀砍下自己一只手臂，回去后不久就死了。朱元璋曾问：“我朝谁为奇男子？”众人都推常遇春。朱元璋则说：“常遇春虽然是人杰，我还可以臣服他。可是王保保就决不肯，这人才是奇男子！”

直到洪武八年，扩廓贴木儿死于军中，西北守军才得以安宁，元璋和他的将军们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北方平定，洪武四年正月朱元璋出兵伐夏。以汤和为征西将军，周德兴廖永忠为副将军，率舟师由瞿塘峡攻重庆；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率步骑由秦陇取成都。

夏国自明玉珍死后，子升年幼继位，大权旁落，国势竟一天不如一天。既致大军压境，依仗瞿塘天险，以铁索横断关口，两岸置放大量硝石铁铳，层层布防，以为固若金汤，朱元璋水军难以突破。汤和水军果然被阻，三个月不能前进一步。

夏人又把重兵配置于东线，北边防务空虚。傅友德趁机南下，连据名城，以克城之写于木板上投于汉江中，顺流漂下，为廖永忠所知，即从间道绕过敌后，两面夹攻，断飞桥，毁铁索，水陆并进，夏兵抵敌不住，明升乞降。傅友得进攻成都，守军知重庆已失，抵抗无益，也就“缴槍不”了。十月汤和等全定川蜀郡县，夏国正式宣告灭亡。

这时，元朝残留的军事力量还有两支：一支是云南的梁王，一支是东北的纳哈出。两者仍用元朝年号，孤军割据。洪武四年，当朱元璋灭夏以后，迅速把注意力转向云南。云南与元朝本部远远隔绝，势单力弱，孤立无援，朱元璋想以武力为后盾，争取和平解决。先后派遣使臣王祎吴云前往招降，都被梁王所。直到洪武十四年，决意用武力占领云南，分派傅友德沐英蓝玉三将军分两路鼓勇继进。

这时的云南在政治地理上分属三个系统：一是以昆明为中心的梁王，直属蒙古大汗；二是以大理为中心的段氏土酋，政治上隶属于蒙古政府，享有政治权利；三是其他区域和南部非汉族诸部族的土司地域。前两者区分为路府州县。就汉化程度而言，一者最深，三者最浅。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平定湖南湖北时，和湖南接界的贵州土人头目思南宣慰，和思州宣抚先后降附。到夏国平定后，与四川接壤的贵州其他土司大起恐慌，贵州宣慰和普定府总管即于第二年自动归附。贵州的土司大部分归顺明朝，云南的梁王政权也就随之失去了东北两面强有力的屏障。

明兵由东北两面同时发起进攻：一路由四川南下取乌撒。这个区域是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接处，与梁王主力相呼应；一路由湖南西取普定，直捣昆明。东路军一路顺风仅用了三个多月时间，就于洪武十四年年底平定昆明，梁王兵败自。昆明既下，东路军又迅速回师与北路军会攻乌撒，附近东川乌蒙艺部诸夷族完全降伏，昆明附近诸路政府也都以次归顺。第二年二月置贵州都指挥使司和云南都指挥使司，树立了军事统治中心。着手大力改善交通状况，开筑道路，设立驿站，把川滇黔三省的交通通讯联结起来，建立军卫，控扼粮运。然后以大军西向攻占大理，经略西北和西南部诸地，招降各少数民族，分兵勘定各土司。分云南为52府54县。云南边外的各国政府也纷纷遣使修好，敬表臣服。明廷又设缅中缅甸和老挝八百诸宣慰司，以示慰抚。朱元璋又加封大将义子沐英为西平侯，统兵镇守云南。沐家世代英才，在云南三百多年，竟与明朝国运相始终。

纳哈出是元朝世将，朱元璋当年攻取太平时，将其俘获，后放遣北还。元亡后拥兵虎踞金山，养精蓄锐，伺机南下；和蒙古大汗的中路军及扩廓贴木儿的西路军，互相呼应，形成三路钳制明军的局面。

在东北，除纳军以外，辽陽沈陽开元一带都有蒙古军屯聚。洪武四年元辽陽守将刘益归降，朱元璋遂建辽东指挥使司，统辖辽东军马，以次征服辽陽沈陽开元等地。同时又从河北陕西各地出兵大举深入蒙古，击败扩廓主力，并进攻应昌，元主远遁漠北。到洪武八年，随着扩廓的死去，元军失去了一只最强大的攻击力量，西路军和中路军也渐衰困，无力南顾，再也不敢深入内地剽掠财物了。

朱元璋则乘机经营甘肃宁夏一带，招抚西部各羌族部落，给以土司不同名义或王号，极尽分化瓦解，拉拢利用之能事。在长城以北今内蒙古内，就各个军事要害处，建立军事据点，逐步推进，用武力压迫蒙古人不得不退缩漠北，不敢靠近边塞，扰乱边境群众的经济生产和安宁生活。

至此，西北的问题算是很好地解决了，朱元璋回过头来全力解决东北问题。

洪武二十年春正月，朱元璋以冯胜为征虏大将军，傅友德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率军出征纳哈出。

为了保证大军的粮饷供应，同时也作好持久战的准备，冯胜等将领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方针。大军从长城松亭关开出，筑大宁宽河会州富峪等四城，储备大量军需粮饷供给前方；同时留下相当军力屯守，严防粮草被劫。然后以主力部队东向由北面包抄纳哈出。老纳势穷力竭，孤军无援，只好投降。辽东全境遂告平定。

辽东既定，大明的江山一统算是真正完成了。和前朝一样，大明帝国拥有许多属国和藩国，可以说是傲视群雄，独步天下了。洪武廿五年，东面的高丽发生政变，大将李成柱推翻了亲元王朝，自立为王，改国号为朝鲜，并宣誓永世效忠大明王朝。藩国东南有琉球国，西南有安南镇腊占城暹逻及南洋群岛的诸岛国，内地和边疆则有许多部族和土司接受封赠，听从王朝节制。

按照旧制，藩属国必须在接受帝国新政权的印授册诰的同时缴还先朝的印授册诰，尊奉帝国大统正朔，然后遣使称臣入贡，永做藩臣，万世通好。帝国承担藩国遭受危险时的保护义务，对其内政则从不涉，任其自立。帝国政府特设立三个市舶司管理沿海三个通商口岸：宁波市舶司指定为本通商口岸，泉州通琉球，广州通暹罗南洋诸国。

朱元璋吸取元朝屡屡兴兵海外，而得不偿失的教训，确立了致力于大陆经济发展，子子孙孙不要海外扩张的政策。他在《皇明祖训》中郑重告诫儿孙们：四方诸夷皆险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中国子孙侍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中国边境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综观历朝历代，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总是奉行一种保土安民，努力防御而非积极进取的和平政策，这是一种黄色文明的鲜明特征。这一方面固然是几千年崇尚“温良恭俭让”的儒家传统文化强烈影响的结果，不可否认也是一种妄自尊大、自我陶醉的优势心理体现，同时也同人们对海洋的经济利用价值认识肤浅密切相关。几千年来，我们的民族总是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自我感觉中陶醉，逐渐失去了独步世界的锐气，不断丧失了自己的海洋权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民族的悲哀。

对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和地方土司，朱元璋则恩威并施。

一是不吝封赐。对于土司酋长封以官位。允许其有一定的辖地和土民，利用他们倾心内向，维持地方秩序，发展生产，征缴赋税。土司衙门有宣抚司宣慰司招讨司等，封官可以世袭。

二是实现“改土归流”。“土”即“土官”，指当地部族酋长，土司长官；“流”即“流官”，指由朝廷派任的一定任期的非世袭的地方官。实际上也就是用流官监视土官，将其政治经济行为尽力纳入朝廷规范。对于极边远的地区，朝廷采取放任自流的愚民政策，只要土司肯听话，军政大事全凭其定夺。在内地则取积极的同化政策，如派流官协同治理，开设官路驿道，选拔土族子弟到国子监读书，如此潜移默化，逐步将其改建为朝廷直接治理的州县。

治理西北羌族等少数民族也有两种办法：一是用其酋长为卫所长官，世代承袭；一种因其土俗，建设寺院并赐与蕃僧封号，利用宗教来统治边民。羌族力量分化，兵力分散，西边的国防就可高枕无忧了。现在的西藏和西康当时都是喇嘛教中心，僧侣兼管政事，明廷仍袭元制，封其长老为国师法王，令其抚安蕃民，定期朝贡。为了永图入贡和通商利益，就得世代保持袭官和受封的权利，因此僧侣法王都表现得服服贴贴，尊奉朝廷。明朝三百年，西部羌族大体平静，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