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濒危的价值观·美国道德危机最新版

第四章 宗教团体之间与俱增的冲突

早期的基督教会一开现就濒临危险，出现了一系列导致分裂的争论，如：人在信耶稣为救主之前，是否必须变成受过割礼的犹太人，并遵守摩西律法？供奉给异教徒之神的肉，可否允许基督教徒吃？一周的哪一天是圣？12个使徒中哪一个是耶稣神职的杰出解释者？后来，人们渐渐认识到，与耶稣的距离越近，就越能减少分歧，增进团结。这一认识是治愈分裂创伤的良药。

据估计，公元40年，即基督耶稣死而复活后的第七年，大约只有1,000名基督教徒。随着地方教会趋强大，影响力增强，遍布各地的信徒遭到其他宗教领袖和罗马征服者的残酷迫害。此后的300年间，由于教会的努力，成功地解决了他们自己的神学分歧，加上君士坦丁大帝巨大的基督教影响力，公开承认信仰基督教的信徒增加到约3,000万人，占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人口的55％。

现在，全球大约有20亿基督教徒，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但是，与早期的教徒相比，今天的基督教徒更加分裂。对基督教来说，在某些社会和宗教问题上看法不一致，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不可避免的。对我们美国人来说，在宗教或政治过程中推行个人信仰，是合情合理的，甚至是令人钦佩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们许多不同的教派之间彼此冷漠，少有竞争；在浸礼会、循道宗和圣公会之间，甚至在新教与天主教之间，几乎没有什么重大的争议。但是，在每一个新教教派和天主教内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分歧，使信仰者分崩离析，甚至使教派永远地正式分裂。

作为福音派基督教徒，我对许多造成我们不和的争论深感担忧。其中大多数众所周知的争论涉及社会问题，但我们的许多争论含有宗教内涵，如信仰者的神职职位、地方教会的自治、牧师作为仆人的职责、女性在教会的角色、加尔文神学、时代论前千禧年派、无谬论、创造论，以及诸如宗教学院和神学院的学术自由等更世俗的问题。这些争论并没有引起非基督教徒的兴趣。

甚至在我和罗莎琳做礼拜的教会教友中，就有虔诚至极的信仰者。他们逐字接受《圣经》（最好是詹姆斯国王钦定本）的每一个词的含义，认为它们的描述是真实的。他们对造物主的忠诚包含这样的信仰：宇宙是在地球按其轴心旋转六轮的过程中创造的；第一个女人是6,000年前从亚当的肋骨里出来的，她和他最初也是像现代人的样子一样，被孕育而生。我们毫无疑问地认同他们对信仰的真诚。即使有些人常常为这些问题而困扰，但是，在此类问题上争论不休则与事无补，反而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

我们基督教徒在任何论题上都可以仔细地从《圣经》之中引经据典，支持我们的论点，然后宣称我们的观点应该得到广泛的应用。基督教徒之间的分裂，大都是基于一个团体对另一个团体优与劣的评价。人们很难遵循圣保罗的许多告诫和耶稣自己的话：“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偏离耶稣的告诫，会导致忽视、指责，乃至迫害那些与我们不同的，或者被认为在某些方面不如我们的人。新当选的南方浸礼会会长曾声明，上帝听不到一个犹太人的祈祷。我们许多浸礼会教徒为他的话感到痛心。

大约从25年前开始，一些基督教领导人与共和党内更加保守的一派渐渐结盟。这种政治联姻与我所坚持的政教分离观点相冲突，即使这种联姻出现在民主党内，我也同样反对。

现在，高度组织的基督教右翼领导人成功地把一些最容易导致分裂的社会问题，搬上美国的政治大辩论舞台，最生动的例证就是明显涉及个人隐私和感情的性取向问题。可悲的是，这些导致分裂的社会问题甚至被推入总统选举的前沿阵地。另外，几乎所有的新教徒现在对离婚持宽容态度，表示可以接受，也不再对没有婚姻关系的性行为或通奸问题那么重视了，尽管这些性行为曾经受到耶稣的不断谴责。其实，我们应该很容易、很方便地关注一下我们自己所犯下的不为人知的罪过。

新教教会会众，特别是浸礼会教徒很容易因神学问题、社会问题或个人争论产生分裂。这也许是导致我们教派林立，不断扩大的原因之一。我在白宫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教会-纳瑟浸礼会在我的故乡普兰斯由一小群人创立。与我们隶属的教会相比，他们在一些问题上持更温和的态度，如接受黑人做礼拜、欢迎其他来访者等。但是，最近以来，在整个基督教世界，社会和神学问题掺杂在一起，导致了剑拔弩张的言行方式。这种方式似乎也在犹太人和之间流行。

离开白宫以后，我和罗莎琳开始观察美国人生活中政治与宗教的变化以及两者逐渐而稳固的融合。这种革命性变化对我们个人和我们国家产生多么深刻的影响，我们无从知晓。

我们积极参加故乡的教会活动，这个教会一直隶属于南方浸礼会。我们在不经意间注意到，在南方浸礼会内，保守联盟渐渐获得更多的领导权，然后开始控制教会事务。他们的下一个步骤是，将他们的神学决策逐渐强加在别人头上，大幅度减少学术自由。尽管我谴责我们教会的一些新政策，反对教会领导人与共和党益密切的结盟，但我始终希望看到浸礼会教徒之间消除分歧，弥合裂痕。这样，我们就能够团结起来，共同履行向全球传播福音的使命。

随着分裂益加剧，其它的努力均以失败而告终之后，我决定邀请一大批富有影响力的浸礼会教徒，汇集到我设在亚特兰大的卡特中心，探寻一定程度上的调解办法。令人惊奇的是，大家一致赞同化解分歧，重归于好。30名温和派和保守派领导人加入到我身边，每个人都同意，彼此之间或者对任何人将不发表批评性评论。我提议，发表一个相互尊重、实现共同目标的联合声明或许对我们有所帮助，他们便请我起草一个初稿。稿子经过修改，26名与会者，包括7名南方浸礼会的前任或后任会长签字后，声明予以公开发布。

这项声明承认，我们之间存在着分歧，我们希望通过祈祷加以解决；我们以耶稣的名义承诺，像对待兄弟、姐妹那样彼此善待，和睦相处。我们还承诺促进宗教自由，团结其它文化和种族团体的基督教徒。

声明产生了令人愉快却又短暂的和平局面。随着争论的持续，南方浸礼会采取了趋严格的限制措施。一个重大的也许是永久性的分裂出现在2000年的南方浸礼会年会上。这次会议宣布执行新的“浸礼会信仰与信息”。此前的宣言建立在这一前提之上：“浸礼会教徒的信仰和实践唯一的权威是耶稣，他的意愿在《圣经》里得到表述。”许多浸信会教徒对删除这个表述尤为担忧。实际上，新宣言的这一变化意味着南方浸礼会领导人意欲取代耶稣，成为《圣经》的解释者。尽管会议郑重承诺新宣言是自愿的，但此后不久，它显然被强加在教会的官员、职员、宗教学院和神学院院长和教授，乃至派往外国的传教士的头上，成为强制接受的信条，强制性远远超过了罗马天主教会或其它新教教派内部类似的做法。

新信条制造了够多的麻烦，但雪上加霜的是其它一些背离富有历史意义的浸礼会信仰的趋势，包括政教融合、强化男性牧师控制权、排斥传统的浸礼会教徒参与教会事务、置女性于从属地位、扰地方教会自治等带有新原教旨主义特征的倾向，甚嚣尘上，推波助澜。显而易见，我们的教会领导人实际上是与传统的或主流的基督教徒相抵触。我和罗莎琳经过一番祷告和深刻反省之后，决定与南方浸礼会断绝个人关系，继续在我们自己的地方教会履行我们历史悠久、备受尊重的浸礼会信仰和习俗。

著名的保守派领导人W·A·克里斯韦尔发表过这样的论述：“非神职人员领导教会，是有悖于《圣经》的，因为它削弱了牧师作为教会的统治者的权威。”基于这一论述，浸礼会牧师对普通教徒的控制权得到全面加强，而这一论述违背了耶稣的声明，耶稣说他是仆人，他的使徒是仆人，最伟大的人也是众人的仆人。《圣经》本没有使用“统治者”一词，但在1988年，牧师地位的自我提升得到教会的正式认可，目前也已广泛适用于整个南方浸礼会、大多数州一级的教会，尤其是大型教会。

最近，南方浸礼会的领导人决定退出浸礼派世界联盟。这是一个由南方浸礼会帮助组建、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长达一个世纪的国际组织。他们出人意料地宣称，浸礼派世界联盟突然间变得太“自由化了”，所以必须与其断绝关系。英勇的欧洲基督教徒为这一声言而愤怒，他们曾经为抵抗前苏联的压制、保护传统的宗教遗产而奋不顾身，战斗不止。

我上文重点描述的我们宗教教派内部的事件，对一些读者来说或许没多少趣味，但是，对经历了我们国家政治体系发生的相似和相关变化的每一位美国公民来说，这些事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上一世纪的后25年里，美国政治发生了类似的右倾运动，它常常与志趣相投的基督教团体的信念密切相关。政治右倾新的革命性原则包括：牺牲他人利益而极力袒护权贵之人、摈弃社会公正、诋毁不同政见者、不保护环境、排除不服从的人、主张单边外交行动而背离国际协定，偏好冲突、以恐吓服人。

我在教《圣经》课的时候，尽量解释我们信仰的实质，鼓励听众把基督教与他们的常生活联系起来。现代基督教社会似乎感到困惑的分裂性争论，与我通常挑选的教学主题不大一致。在一次主课上，听众很多，大都是来访者，我让他们列举他们各自的教派正在讨论的问题。除一些社会问题外，他们很快提到这些问题：学校里的强制性祈祷、使用公共资金支持宗教教育、女性的领导地位、进化论、“十诫”的公开展示、地方教会的自治、信条被强制接受、牧师地位的提高、教会与政府“隔离墙”的破裂等问题。

他们没有提到与我们在全球传播福音的目标相关的神学和宗教问题，也没有提到如何在我们的常生活中履行耶稣的教诲问题。显而易见，我们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内部的论战、争执和辩论上，而这些论战不仅容易导致分裂，而且容易使我们无法奉耶稣之名而工作。我们认为，大多数地方会众尚有令人满意的和谐，争论主要发生在更高层面的机构里。

宗教团体表现出来的偏爱、控制或仇视现象，也印证了带有个人偏见的世俗团体，甚至政府团体类似的态度。难怪我们的基督教会，至少是南方的教会，被视为种族隔离的最后堡垒。另一个令人憎恶的现象是对女性的歧视，但这一现象还被公开而普遍地接受。这些宗教决策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白人男性据对《圣经》断章取义做出的，忽略了耶稣和早期基督教会领导人的行为和教导的整个前提背景。

基督教徒之间的许多分歧导致困惑、分裂，甚至仇恨，而基督教信徒个人很难理解并遵循他们信仰的基本要素。随着我们的彼此争斗，我们在全球的福音工作受损，我们的名誉受到玷污。这是基督教徒的分裂造成的更为严重的后果。实际上，宗教应该提供各种方式，消除导致分裂的分歧，弥合创伤；基督教徒应该遵循耶稣所倡导的重要原则：像爱我们自己一样爱我们的邻居。

全国福音派协会可以说代表了大多数美国新教徒最广泛、最全面的观点，在许多问题上我与他们的看法一致。除致力于保护生命外，这个团体的工作重点是维护和平、遏止暴力、强化家庭生活、保护儿童、倡导对穷人和弱者的同情和公正、保护宗教自由、捍卫人权、保护环境等。他们在2005年4月的最新声明中，呼吁限制“正义的战争”，避免武力冲突，战争只能作为最后的手段。同时，声明对全球变暖表示担忧。在这两个问题上，宗教右翼领导人反对大多数福音派的观点，是不足为怪的。

基督教徒化解严重分歧,团结一致发展上帝的天国，在历史上就有令人瞩目的先例。因为基督教信仰的基本要素提供了强有力的纽带，足以消除争执，团结难免犯错误、好争论的基督教徒，早期的基督教会才得以存在下来。我们如果按照耶稣的言行做人处事，遵循圣保罗对早期教会的恳求，我们或许能够再一次重归于好。圣保罗恳求道：

弟兄们，我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不可分裂，只要你们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但愿赐忍耐、宽慰的上帝，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

第五章 科学与宗教之争

科学与宗教之争是最古老、最持久的争论之一，尤其是在美国。60年代初，我担任萨姆特县教育委员会主任时，著名的田纳西州“斯科普斯猿猴案”仍是人们经常讨论的话题，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35年。我们知道，佐治亚和其它州的学校管理者仍在讲授进化论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但我们在本县设法避免了这一争执。这也许是因为应付公立学校体系的种族融合问题产生了足够的争议，使人忙得不可开交，无暇顾及进化论问题。

在该不该讲授进化论的问题上，存在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我很庆幸，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或个人问题。我读过研究生，也是和平利用核能最早的参加者之一。那时，我就渴望扩展我的物理和其它科学知识。这从未对我的宗教信仰构成威胁，因为从孩提时代起，我对人们常常背诵的圣经箴言耳熟能详，信念得到强化：“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我一直认为，我们不需要用科学来证明上帝的存在或上帝的个性。实际上，一旦出现足够的物理证据能够证明任何的理论或假定，我们就接受，并不需要信仰基础。对那些没有明确宗教信仰的人来说，内心对正确与错误的感悟、星空和落令人敬畏的美丽、蝴蝶破蛹而出、蚂蚁辛勤劳作、种子破土发芽，都足以证明上帝在我们生活中的存在及其创造力。

对我来说，《圣经》显然全面地反映了上帝的精神信息。但是，古代《圣经》的作者并非是地质学、生物学或宇宙论方面的专家，他们没有电子显微镜或哈勃望远镜，也没有用来确定年代的碳含量测定技术。因此，我对《圣经》的这些描述从未感到烦恼：地球是平的，或者说有四个角；星星能够掉在地上，就像无花果从树上掉下来一样；世界是在我们所熟知的六之天内创造的。

科学发现或者通过对事实的观察而证明的理论，对难免犯错误的人类来说，正是对早已存在的真理的再次揭示。它们不可能对整个宇宙的创造者、万能的造物主的地位产生负面影响。科学家发现或揭示的关于自然世界的新信息，在创新理论上应该是相互关联的。每一个理论经过后来的观察，得到异常严格的验证，并补充证据，正确的被接受，错误的被摈弃。这就是揭示真理的过程。

数百万遥远星系的存在、物种进化以及宇宙大爆炸学说，不能因为《圣经》没有描述而拒绝接受，也不能因为相信这些而怀疑造物主。上帝赐予我们令人兴奋的机会，让我们学习和探索；上帝从未期望《圣经》能够包罗万象，描述整个自然世界，也不期望科学发现成为我们基督教信仰必需的基础。

我最喜欢的科学题材作家之一是斯蒂芬·杰·古尔德，我常与他保持联系。1989年，他写了《神奇的生命：布尔吉斯页岩与历史属性》一书，我认为这是他所有的著作中最有趣的书。尽管他的某些论点后来引起古生物学家的争议，但他对五亿年前从气候巨变中演化而来的奇妙生物的描述，栩栩如生，令我陶醉。他形容这些生物的演化就像一盘磁带通过录音机，最终形成杂乱无章的录音。

我给他写了一封私函，表述我的看法：生物演化过程中明显地存在一定的逻辑或秩序。他没有直接回复我，但后来他在为一家杂志所写的文章里，引用了我的话，并以老辣的笔触嘲笑我的观点。这个杂志为月刊，他每月都要为其撰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后来被编入一本书。他在2002年，也就是他去世的两年前，送给我一本他写的《古老的岩石》一书。这是一本趣味盎然、旨在解决科学与宗教冲突的书。他的办法是将科学和宗教完全分开，将两者称为“不相涵盖的教导范畴”：科学的伟大发现将解释自然世界，而宗教的整体教导（范畴）将解释精神世界，两者互不侵犯。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方式。科学课堂上没有宗教的余地，但这也不能阻止一些虔诚的基督徒拒绝接受达尔文对进化过程的所有解释，或者拒绝接受任何揭示地球有6,000多年历史的地质发现。古尔德的观点也不能改变我的信仰：上帝创造了宇宙，而新的科学发现一旦被证实，就必须接受，尽管它与《圣经》对创世及天地的中心和形状的一些描述不相吻合。

常常有人坚信知识的一方面而拒绝另一方面，并因科学与宗教不能相互证明而苦恼不堪。我并不为此而烦恼。我们生来就有自由的意愿，可以接受或拒绝我们选择的任何事物。同时，我们无权剥夺其他人的自由：学习、接受或拒绝被证明是真理的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