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朝阳区一栋老旧居民楼的地下一层，有一扇没有门牌号的门。
门是铁皮的，漆面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的锈红色。门把手用一铁丝绑着，铁丝的另一头拴在墙上的水管上，不是为了防盗，是为了防止门自己被风吹开。
这栋楼的地下室常年漏风，一到冬天穿堂风能从东头刮到西头，铁门被风吹得“哐哐”响，楼上三楼的住户投诉过好几次。
铁门后面是一条走廊，走廊两侧堆着一些不知道谁扔在这里的杂物，几把断了腿的椅子、一个没有内胆的暖水瓶、半袋发了霉的水泥、一摞泡了水又晒的纸箱子。
走廊尽头还有一扇门，门上贴着一张A4纸，纸上用马克笔写着四个字：“请勿打扰。”
这扇门后面，是温以凡的配音间。
准确地说，是她租的地下室隔间。一个月一千二，包水电，不包暖气。
房东是个五十多岁的北京大爷，第一次带她来看房的时候，站在走廊里用手电筒照了照，说：“姑娘，这地方可，你确定？”
她说：“确定。”
大爷看了她一眼，没说别的，把钥匙递给她就走了。
她把这里改成了一个配音间。
墙上贴了隔音棉，不是专业的，是从网上买的那种最便宜的鸡蛋棉，三十块钱一平米，灰黑色的，波浪形的，贴上去之后房间小了一圈。
角落里挂了一条厚绒布窗帘，用来吸收多余的反射声。
地上铺了一层地毯，也是二手的，原来是什么颜色已经看不出来了，现在是深灰色的，上面有各种不知道什么时候留下的污渍。
天花板上有一水管，楼上冲厕所的时候会“咕噜咕噜”响，她没办法处理这水管，只能在每次录音之前祈祷楼上的人不要在这个时候上厕所。
房间的正中央立着一支话筒，是她在二手市场淘的，铁三角AT2020，成色一般，防风罩有点变形，但音质还行。
话筒后面连着一条USB线，直接在电脑上。
电脑是一台用了四年的笔记本，屏幕上贴满了便签纸，各种快捷键、录音参数、导演联系方式。
笔记本的风扇声音有点大，录音的时候她得把电脑放到门外去，用一加长的USB线连着。
这就是她的全部设备。
没有隔音室，没有调音台，没有监听控制器，没有专业声卡。
她有一支话筒、一台电脑、一个地下室、一腔孤勇。
今天是她在录一本有声书。
书是某平台接的，都市情感类，讲一个女孩在大城市打拼的故事。稿费不高，一千字八十块，整本书录完大概能赚两千多。
她接了，因为平台说这本书有可能会推首页，推了首页就有流量，有流量就有更多书约。
更多书约意味着更多钱，更多钱意味着她可以从地下室搬到一个有窗户的地方。
她已经在地下室住了一年零四个月了。
一年零四个月没有窗户的子。
她每天早上醒来看不到天光，只能靠手机闹钟来判断是不是该起床了。
她在房间里装了一个模拟光的灯管，色温6500K，每天早上七点自动亮起，晚上十一点自动熄灭。她用这盏灯来欺骗自己的生物钟，告诉自己“现在是白天”“现在是晚上”。
但她的身体知道真相。
她的皮肤越来越白，不是那种健康的、被阳光晒过的白，是那种不健康的、像植物在不见光的环境里生长出来的、带着一丝青灰色的白。
今天录的这段是全书最难的一段。
女主角接到家里的电话，说父亲病重，让她赶紧回去。但她正在准备一个重要的面试，如果回去就会错过这个机会。
她在出租屋里哭了很久，最后决定留下来。不是因为不爱父亲，是因为她知道父亲希望她留下来。父亲在电话里说：“你不要回来，你好好的，爸就放心了。”
这段需要哭腔。
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哭，是那种压抑的、克制的、想哭但不能哭的哭。是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不敢让它掉下来的哭。是声音在发抖但还要假装镇定的哭。是“我没事”三个字说出口的时候，每个字都在颤抖的哭。
温以凡坐在话筒前面，面前摆着打印出来的稿子，上面用荧光笔画满了记号。
红色是重音，蓝色是停顿，绿色是气息。
她研究了三天，反复揣摩这个角色的心理。
她是谁？
她为什么要留下来？
她的父亲是什么样的？
她和父亲的关系是怎样的？
她挂掉电话之后会做什么？
她会哭吗？
会哭多久？
会哭完之后擦眼泪继续准备面试吗？
她把这些问题都想了一遍，然后开始录。
第一遍。哭腔太重了。听起来像在演戏，不像真的。
导演在微信里说：“情绪太满了，收一点。”
她调整了一下，录了第二遍。哭腔太轻了。听起来像在念稿子，没有感情。
导演说：“太了，你再找找感觉。”
她录了第三遍。
这一次她试着把自己放进那个角色里，想象自己是那个接到电话的女孩，想象自己的父亲在电话那头说“你不要回来”。
她想到了自己的父亲。
那个在她六岁时去世的、声音像大提琴一样的男人。
她的眼眶热了，声音开始发抖。她控制着那个颤抖，不让它变成嚎啕大哭，而是让它压在喉咙里，变成一种被水浸透的纸一样的声音。
录完之后，她等了三十分钟。
导演没有回复。
她盯着微信对话框，看着那个“对方正在输入”闪了几下，又消失了。
又等了十分钟，导演发了一条语音消息过来。她点开听。
“小温，你这个哭腔一直有问题。你是在‘演’哭，不是在‘哭’。你要真的进入到那个角色里面，你要真的感受到那种，你懂吗？就是那种，算了，你先休息一下，明天再录吧。”
明天再录。
这四个字的意思是“你今天录的不行”。
她把耳机摘下来，挂在话筒架上，靠在椅背上，闭上眼。
椅子是那种最普通的办公椅，坐垫已经塌了，靠背上的网布破了一个洞，里面的海绵露出来，是黄色的，像发霉的蛋糕。
她睁开眼，看了一眼桌上的闹钟。
下午两点。
她是从早上八点开始录的，录了六个小时，喝了四杯水，上了两次厕所，中间吃了一碗泡面。
那碗泡面就放在角落的小桌子上。红烧牛肉味的，碗装的那种，她用开水泡的。泡了三分半钟，筷子进去搅了搅，然后站在桌子前面吃。
吃的时候她不敢坐下，怕坐下了就不想站起来了。
她站着吃，一口一口的，面已经泡软了，有点烂，但她吃得很净，连汤都喝完了。辣，很辣，辣得她额头出了一层细汗。
她把空碗放在桌上，碗底还剩一点红油，凝固在碗壁上，像一层薄薄的膜。
她看着那个碗，突然觉得喉咙里堵了什么东西。
不是泡面噎的，是别的什么。
是那种“我做了六个小时、录了三遍、全部被否”的堵。
是那种“我知道自己不够好、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变好”的堵。
是那种“我在地下室里住了一年零四个月、没有窗户、没有阳光、只有一支二手的麦克风和一腔孤勇”的堵。
她的眼眶热了。
但她没有哭。
她吸了吸鼻子，站起来，走到镜子前面。
她站在镜子前面，看着自己。
圆脸，酒窝，眼睛有点红，但不是哭红的，是辣的。
头发扎成一个马尾，几缕碎发从额前垂下来，被汗粘在皮肤上。
嘴唇有点，下巴上有一颗痘，是熬夜熬出来的。
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了一句话。
“没关系。”
声音很轻，很稳，像在陈述一个事实。
不是安慰，不是自我催眠，是那种“我知道这件事很难，但我会搞定它”的平静。
然后她开始练口部。
这是她每天都要做的事情。不管多晚，不管多累，不管录了多久的音、吃了多少泡面、喝了多少凉水。每天至少三个小时的口部。
她没有科班的底子。
没有上过专业的配音课，没有老师教过她怎么用气、怎么咬字、怎么共鸣。她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学的，在网上看教程，在图书馆借书，在配音论坛里潜水，在别人的录音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模仿。
她的基本功是野路子，不系统，不扎实，有短板。
导演说的“基本功不行”，她知道。
她的气息控制不稳定。长句子说到后面会虚，会飘，会找不到支撑点。
她的咬字有时候会含糊，尤其是快速台词的时候，“zh、ch、sh”和“z、c、s”会混，这是四川人的通病，她在改，但改得很慢。
她的共鸣腔体用得不够灵活，声音有时候会“白”，会“扁”，会缺少层次感。
她知道。她什么都知道。
所以她练。
她站在镜子前面，开始做。
第一组：唇部。
双唇撅起，像在亲一个人，然后向两边拉开，像在笑。撅-拉-撅-拉-撅-拉。每一个动作都要做到位，做到肌肉发酸，做到嘴唇的边缘有轻微的颤抖。
这组动作她做了五十次。
然后双唇紧闭，突然打开，发出“啪”的一声。不是用喉咙发出来的，是用嘴唇的弹力弹出来的。像开香槟的瓶塞，清脆，有力，有弹性。
“啪-啪-啪-啪-啪”，连续五十次，每一次都要一样响，一样脆，不能有大小声的区别。
第二组：舌部。
舌头伸出嘴唇，向上够鼻尖，向下够下巴。上-下-上-下-上-下。五十次。
舌头在口腔里打转，从左到右，从右到左，舔过上颚、舔过牙齿、舔过脸颊内侧。顺三十圈，逆三十圈。
舌头顶住上颚，用力弹开，发出“哒”的声音。不是用牙齿，是用舌尖的爆发力。“哒-哒-哒-哒-哒”，五十次。
第三组：气息。
深呼吸，用鼻子吸气，用嘴呼气。吸气的时候腹部鼓起来，呼气的时候腹部收回去。她把手放在肚子上，感受腹部的起伏。吸-呼-吸-呼-吸-呼。二十次。
然后开始练绕口令。
“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她用最慢的速度念，每一个字都要清楚，每一个声母都要准确，“s”和“sh”不能混。念完之后用中速念一遍，再用快速念一遍。快速的时候会出错，出错就重来，重来再重来，直到连续三遍不出错为止。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这组练的是双唇音的爆发力。“b”和“p”的发音要清晰有力，不能含糊。她念了二十遍，嘴唇开始发酸，但她没有停。
“粉红墙上画凤凰，凤凰画在粉红墙。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这组练的是“f”和“h”的区分，也是南方人的老大难。她念了三十遍，还是觉得“粉”和“红”的界限不够清楚。她又念了十遍，直到嘴唇和舌头的配合变成了肌肉记忆，不需要思考就能自动发出正确的音。
她对着镜子练了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里，她看到了自己的每一个表情，嘴唇撅起的时候像个生气的小孩，舌头伸出的时候像在扮鬼脸，念绕口令的时候嘴唇快速开合，像一条在岸上挣扎的鱼。
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没有笑，没有哭，没有表情。
她在工作。
她的声音是她的工具，她的嘴唇、舌头、牙齿、气息、共鸣腔，都是工具的一部分。她要把这些工具打磨到最好，因为她没有别的工具。
练完之后，她的嘴唇在发抖，不是冷，是肌肉疲劳。她的舌头有点麻，舌尖被牙齿磨得有点红。她的腹部在发酸，像做了一百个仰卧起坐。
她靠在墙上，喘着气，额头上有汗，顺着鬓角往下淌。
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红红的，额头上有汗，嘴唇在抖，但眼睛很亮。
“可以了。”她对自己说。
然后她走到桌前，拿起水杯，喝了一口水。
水是早上烧的，已经凉了。凉水从喉咙滑下去，凉凉的，像什么东西在心里冷却了。
她放下水杯，躺到床上。
折叠床“咯吱咯吱”地响了几声，然后安静了。
她朝右侧躺，把被子拉到下巴。
地下室里很安静，安静到能听到水管里的水在流，安静到能听到楼上有人的脚步声，安静到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
她没有睡着。
她想起今天导演说的那句话，“你基本功不行。”
不行就练。
她知道这个道理。
从八岁那年搬到红星巷那个大杂院开始，她就知道这个道理。没有父亲，就自己长大。没有钱，就省着花。没有科班的底子，就自己练。没有人教，就自己学。
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不行”就停下来等你，你只能自己追上去。
她伸出手，摸到床头的纸箱，打开盖子，在里面摸索了一会儿。
纸箱里装着一些旧东西——几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笔、一个旧MP3。
她的手指碰到MP3的时候停了一下，然后把它拿了出来。
很小的一个MP3，大概两手指宽，银色的外壳已经磨得发白，屏幕上的字也看不清了，但还能开机。
她按了一下开机键，屏幕亮了，发出幽幽的蓝光。电量还剩一格，但够了。
她翻到播放列表。里面只有一段录音，文件名叫“录音001”，时长四十七秒。
她按下播放键。
一个男孩的声音从耳机里传出来。
“你好，我是江述。我在用我的录音机录这段话。这个录音机是我爸给我买的，很厉害，可以录很多声音。我录了蝉鸣、录了风扇、录了冰箱、录了电视。但我最想录的是你的声音。你说话的时候，我觉得很安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安静。你走了之后，院子里变得很吵。不是真的吵，是少了你的声音之后，其他的声音都变吵了。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会等你的。”
她把这段录音听了三遍。
三遍之后，她关掉MP3，放回纸箱里，盖上盖子。
然后她翻了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
她没有哭。
她已经学会了不哭。从六岁那年把脸埋在枕头里无声哭泣之后，她就学会了。不管多难，不管多累，不管被否了多少次、吃了多少泡面、在地下室里住了多久。
她不会哭。
她只会练。
每天三个小时的口部。雷打不动。
直到“l”和“n”分清楚，直到“zh、ch、sh”和“z、c、s”不再混，直到气息稳得像一钉在墙上的钉子，直到声音有层次、有深度、有温度。
直到她足够好。
好到可以站在任何一支麦克风前面，不管是两万的纽曼还是两百的二手铁三角。
好到可以念任何一段稿子，不管是广告、动画、有声书还是电影。
好到可以对任何导演说“我可以”，而不用心虚。
她闭上眼。
在地下室的安静里，在MP3的余音里，在口部之后的肌肉酸痛里，她慢慢沉入睡眠。
明天她还会起来。
还会对着镜子练三个小时的口部。
还会录那些一千字八十块的有声书。
还会被导演说“基本功不行”。
还会笑着说“没关系”。
还会关上门之后继续练。
因为她没有别的路。
她不是天才，没有天赋，没有科班出身，没有父亲，没有钱。
她只有一腔孤勇，一个地下室，一支二手的麦克风，一台风扇声音很大的笔记本，一个存着四十七秒录音的旧MP3。
和每天三个小时的口部。
这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