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响的时候，江述正蹲在出租屋的地上拆一个旧风扇。
不是他想拆，是风扇坏了。
这台风扇是他搬进来的时候在楼道里捡的，别人扔的，他捡回来修了修，用了大半年。昨天夜里突然了，电机里有“嗡嗡”的声音，但扇叶一动不动。
他知道这是启动电容的问题，拆开换个电容就行，这种事对他来说不算事，从小在父亲的修车铺里长大，修个风扇跟玩一样。
他把螺丝刀进风扇底座的一颗螺丝里，刚拧了半圈，手机在桌上震了。
他看了一眼屏幕：妈。
手指在接听键上停了一秒。
不是不想接，是嗓子还没准备好。每次接母亲的电话之前，他都要先清一下嗓子，让自己听起来精神一点。不能让她听出疲惫，不能让她听出刚吃完止痛药之后的那种沙哑，不能让她听出任何“不对劲”的东西。
他清了清嗓子，按下接听键。
“妈。”
“述述，在啥子？”
母亲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带着成都女人特有的软糯尾音，每个字的结尾都微微上扬，像是在问你问题，又像是在哄你。
背景音里有一台电视在响，是央视的天气预报，那个标志性的片头曲他一听就知道，前奏是合成器的钢琴音色，第三秒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相位问题，左声道比右声道晚了大概二十毫秒。
“加班。”他说。
“又加班？都几点了还在加班？”
“赶一个片子，后天要交。”
他没有撒谎。确实在赶片子，确实后天要交。他只是没有说“我现在没有在公司，我在家里蹲着拆一个捡来的风扇”。没有说“我刚吃了一片止痛药，因为耳朵又疼了”。没有说“我已经连续三天没睡好了，眼下有青黑色，嘴唇裂，手还在抖”。
他什么都没有说。
“那你吃饭没有？”
“吃了。”
其实没有。冰箱里还有半盒过期的牛和两蔫了的黄瓜，灶台上有一包拆开的泡面，调料包已经用了，面饼还在。他打算做完音效之后煮了吃，但耳鸣发作之后什么都不想吃了。
“吃的啥子？”
“盒饭。”他随口编了一个，“有肉有菜，挺好的。”
“你自己要注意身体，不要老是吃盒饭，没营养的。你那个工作天天熬夜，再不好好吃饭，身体要垮的。”
“嗯。”
“妈给你寄了点东西，腊肉和辣椒酱，你爸上周去菜市场买的，说是你小时候爱吃的那家。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北门菜市场那个戴眼镜的嬢嬢，她家的辣椒酱是用菜籽油熬的，特别香。”
“记得。”他说。
他记得的不只是辣椒酱，是他小时候站在那个摊位前面，父亲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钱，一张一张数给人家。五块、十块、一块、五毛。数得很慢，因为手指太粗了，指甲缝里都是机油，纸币捏不住，老是从指尖滑下去。
“还有，妈给你煮了银耳汤。”
这句话让他的手指停在半空。
螺丝刀还在风扇底座的那颗螺丝里，他没有拧，也没有。就那样停着。
“银耳汤？”他问。
“嗯。用砂锅熬的，熬了两个小时，加了红枣和枸杞。你小时候最爱喝这个，每次熬了你都要喝两碗。”
“妈，我在北京，你在成都。银耳汤寄不过来。”
母亲在电话那头笑了，笑得有点不好意思，像是一个被拆穿了小把戏的孩子。
“我知道寄不过来。我就是想说，你回来喝嘛。”
*回来喝。*
三个字，像三颗小石子，扔进他心里那潭死水里，泛起一圈一圈的涟漪。
“你爸昨天还在说，好久没看到你了。过年你就回来了一趟，待了三天就走了，连汤都没来得及给你熬。你爸嘴上不说，但他把你的房间收拾了，床单被套都换了新的，就是你喜欢的那个浅蓝色的。他还在你书桌上放了那台旧录音机，就是小时候给你买的那台。他说你回来的时候肯定想看看。”
江述没有说话。
他的目光从螺丝刀上移开，落在墙角那个旧纸箱上。纸箱里装着他从成都带来的东西，几件衣服、几本书、还有那台旧录音机。他带来北京了。他搬了三次家，每次都会扔掉一些东西，但那台录音机从来没有被列入“扔掉”的名单。
它太旧了，旧到不值一分钱，但它比这个房间里任何一样东西都贵重。
“述述？”母亲在电话那头叫了他一声。
“在。”
“你在听没有？”
“在听。”
“妈就是想说，你不要太累了。工作做不完就明天再做，身体要紧。你那个耳朵”
他的手指不自觉地抬起来，摸了一下左耳前的凹陷处。没有在按，只是摸了一下，像是确认那个位置还在。
“我耳朵没事。”他说。
“上次你说耳鸣又犯了”
“那是以前的事了。现在好多了。”
他撒谎的时候语气很平，平到连他自己都差点相信了。这是多年练习出来的本事，把谎话说得像真话，把真话藏起来不说。
“那就好。”母亲的声音放松了一些，“你要是觉得不舒服，要去看医生，不要拖。钱不够跟妈说，妈给你转。”
“够的，不用转。”
“你不要什么都自己扛。你从小就是这样，什么都不说。小时候发烧到三十九度，还说自己没事，要不是我摸到你额头烫手，你都不说。”
“那是小时候的事了。”
“你现在也一样。”母亲的声音突然软了下来，软到像她熬了两个小时的银耳汤，“述述，妈知道你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你在北京，我们在成都，隔了一千多公里，你有个啥子我们都帮不到你。你至少要让我们晓得你好不好嘛。”
他闭上眼。
左耳里的耳鸣在响。
“嘶”——是底层的白噪音，像老式电视机的雪花屏。
“嗡”——在中层，八千赫兹左右，尖锐但不刺鼻，像一绷紧的弦。
“呜”——在最底层，低频的、持续的、像远处山谷里的风。
三层声音叠在一起，和他母亲的声音混在一起。
他分不清哪个更响。
“我挺好的。”他说，“你别担心。”
“你每次都这么说。”
“因为是真的。”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
电话那头的背景音变了，天气预报结束了，换成了一个综艺节目，有人在笑，有人在鼓掌，笑声很大，鼓掌声很响。这些声音和母亲的声音叠加在一起，和他耳朵里的耳鸣叠加在一起，变成一团模糊的、分不清层次的噪音。
“那行吧，你早点休息，别熬太晚。银耳汤等你回来再熬。”
“好。”
“对了，腊肉要放在冰箱冷冻层，辣椒酱不用放冰箱，阴凉的地方就行。吃的时候腊肉要先煮一下，煮软了再切，不然太咸了。”
“知道了。”
“那妈挂了。”
“嗯。”
“述述。”
“嗯？”
“妈想你。”
电话挂了。
他保持着举着手机的姿势，大概有十秒钟。屏幕上显示“通话结束”，通话时长十一分钟二十三秒。他看了那串数字一眼，把手机放到桌上，屏幕朝下。
房间安静下来了。
不对，不是安静。是只有耳鸣的声音了。
“嘶”、“嗡”、“呜”，三层叠加，像一首永远不会结束的三重奏。
他坐在那里，螺丝刀还在风扇底座上，风扇还是坏的，桌上的水杯还是半满的，墙角的纸箱里还是装着那台旧录音机。什么都没有变。
但他的手指在抖。
他没有喊出来。
他拿起桌上的水杯，灌了一大口凉白开。水从喉咙滑下去，凉凉的，把那些声音压回去了。压回胃里，压回骨头里，压回那个永远不会有人听到的地方。
他放下水杯，重新拿起螺丝刀，进风扇底座的螺丝里，拧了半圈。
咔。
螺丝松了。
他继续拧，一圈，两圈，三圈。螺丝从塑料孔里退出来，掉在地板上，发出很轻的一声“叮”，弹了一下，滚到床底下去了。
他没有去捡。
他坐在地上，背靠着床沿，左耳里的耳鸣在响，窗外的成都在远。一千多公里外的母亲大概正在厨房里洗砂锅，父亲大概在客厅里看电视，他们大概在想他。
而他在这里，在一个十平米的出租屋里，修一个捡来的风扇，吃一片过期的止痛药
那盒止痛药是在公司楼下的药店里买的。
不是什么处方药，就是最普通的布洛芬，一盒二十片，二十三块五。药店的店员问他哪里不舒服，他说头疼。店员说布洛芬不能长期吃，对胃不好。他说知道了。
然后他拿着药走出药店，在路边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把药盒拆开，抠出两片放进外套口袋里，剩下的塞进双肩包的夹层里。
他不想让别人看到这盒药。
不是因为布洛芬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是因为这盒药代表着一件事，他的耳鸣已经严重到需要吃药了。而吃药这件事本身，就是他最不想让别人知道的。
他开始吃药是在三个月前。
那天晚上耳鸣发作得特别厉害，不光是“嘶”、“嗡”、“呜”的三层叠加，还多了一层“哒、哒、哒”的脉冲音，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钉子，每一声都精准地落在他心跳的节拍上。
他躺在床上，朝右侧躺，左耳朝上，用枕头捂住左耳，再用被子捂住头。三层隔音，枕头、被子、空气，但耳鸣穿透了所有东西，像一把没有刀鞘的刀，直接扎进他的脑子里。
他疼得在床上蜷成一团。
不是那种尖锐的刺痛，是闷痛。像有人在他的太阳上放了一颗铅球，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往下压。压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停一下，让你以为不会更疼了，然后又继续往下压。
他在网上搜过“耳鸣会不会疼”。
答案五花八门，有人说会，有人说不会，有人说耳鸣本身不疼，但耳鸣引起的紧张性头痛会疼。他不知道自己是哪一种，他只知道他的太阳在跳，眼眶在发酸，后脑勺像被人用拳头抵着。
那天凌晨三点，他爬起来，翻遍了整个房间，找到了一盒过期的去痛片。他看了保质期，过期了八个月。
他犹豫了三秒钟。
然后抠出两片，就着水龙头里的凉水吞了。
三十分钟之后，疼痛开始减轻。四十分钟之后，他终于睡着了。
第二天他去药店买了那盒布洛芬。从那以后，布洛芬就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不是每天吃，是“需要的时候”吃。而“需要的时候”越来越多。从一周一次到三天一次，从一片到两片。
他知道这不是办法，但他没有别的办法。去医院要花钱，做检查要花钱，开药要花钱。而钱，是他在这个城市里最缺的东西之一。
他不怕穷。他从小就穷，穷到习惯了。
他不怕苦。他从小就吃苦，苦到不觉得苦了。
他怕的是“被发现”，被发现他在吃止痛药，被发现他的耳鸣越来越严重，被发现他其实撑不住了。
他不能成为负担。
这个念头比耳鸣更持久，比疼痛更深刻。它已经不是一个念头了，它是一种本能，像呼吸、像心跳、像耳鸣一样，不需要思考就会自动运转。
所以他接母亲的电话的时候，会先清嗓子。会编造“盒饭”和“加班”。会说“我挺好的”。
他说这三个字的时候，手指在桌沿上蜷缩成了一个拳头。指甲掐进掌心，留下四道浅浅的月牙形印记。他没有用力到掐破皮的程度，他连对自己都不会用太大的力气。
他只是掐着，感受着那一点点疼痛，用掌心的疼来盖过耳朵的疼。
二十三年的人生给了他一个答案——他要变得更好，是因为他之前什么都不好。一个承诺，这些都太轻了，轻到风一吹就散。
他需要先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一个“不麻烦别人的人”，一个“不会成为负担的人”。
他需要先把所有的东西都修好，修好自己的耳朵，修好自己的生活，修好自己的人生，然后才能去面对生活。
但他修不好。
风扇他能修好，录音机能修好，电器都能修好。但耳朵修不好。耳鸣修不好。那些压在胃里、压在骨头里、压在心底的声音修不好。
所以他只能说“我挺好的”。
他不知道这叫什么。
二十三岁的江述，能听出冰箱压缩机启动时降了半个调，能听出光灯镇流器的五十赫兹交流电，能听出楼下马路上货车发动机的转速，能听出吵架夫妻的口音和方言区。
但他听不出自己心里的这个声音是什么。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当母亲说“妈想你”这三个字的时候，他的手指停住了。他的心跳漏了一拍。他的左耳深处的耳鸣突然变响了，不是物理上的变响，是心理上的。那个“嘶”、“嗡”、“呜”突然变得格外清晰，像是在提醒他：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你凭什么去麻烦别人？
他放下螺丝刀，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是城中村的夜景。密密麻麻的楼房，楼与楼之间只有一线天，晾衣绳上挂着的衣服在夜风里晃来晃去。远处有一盏路灯在闪，接触不良，每隔三秒闪一下。
他能听到那个闪光的声音，不是“看”到的，是“听”到的。灯管里的电弧在每次点亮的时候会发出一声很轻的“嗞”，像蚊子飞过耳边。
他站在那里，听着那个“嗞、嗞、嗞”，数着节拍。三秒一下，三秒一下，比他的心跳慢多了。他的心跳现在很快，大概一百二十下每分钟，因为“妈想你”三个字还在他的脑子里回响，像一颗石子扔进湖里，涟漪一圈一圈地扩散，停不下来。
他一个人。
他一直一个人。
他闭上眼，把额头抵在窗户的玻璃上。玻璃凉凉的，贴在他发热的皮肤上，很舒服。玻璃外面是成都的夜，玻璃里面是他一个人的房间。隔着这层玻璃，就像隔着什么，隔着成都和北京的距离，隔着没有见面的时间，隔着一句“我挺好的”的谎言。
然后他蹲下来，从床底下摸出那颗掉落的螺丝，重新拧回风扇底座上。
启动电容已经换好了，他把风扇上电，按下开关。
扇叶开始转了。
“呼呼呼”的风声从风扇里吹出来，带着电机运转的低频嗡鸣，大概在一百二十赫兹左右。风很凉，吹在他脸上，吹在他发烫的太阳上，吹在他左耳前的凹陷处。
他站在风扇前面，闭着眼，让风吹。
风声盖住了一部分耳鸣。“嘶”被吹散了，“嗡”被压低了，“呜”被盖住了。风声是白色的，净的，没有层次的。它不像耳鸣那样复杂，那样多变，那样不可控。风声就是风声，从风扇里吹出来，经过扇叶的切割，经过空气的传播，经过耳廓的收集，进入耳道，震动鼓膜，传到听小骨，传到耳蜗，传到听神经，传到大脑。
一个正常的、健康的、有来源的声音。
他想，如果他的耳朵里永远都有那个声音，至少他还有这个风扇。至少他还有西芹、筷子、湿毛巾、果冻盒。至少他还有一台旧录音机，一盘没送出去的磁带，一张模糊的老照片。
这句话是他给自己筑的墙。墙的这边是耳鸣、是止痛药、是凌晨两点的剪辑室、是十平米的出租屋、是一个人的夜晚。墙的那边是亲情的思念、是银耳汤、是“江述”。
他不会拆掉这堵墙。
不是因为不想，是因为不敢。
他不敢让墙那边的人看到墙这边的样子，一个二十三岁的、瘦的、眼下有青黑色的、手指修长但微微发抖的年轻人，蹲在十平米的出租屋里，吃一片过期的止痛药，修一个捡来的风扇，听一个永远不会停的声音。
他不能让任何人看到这个。
他关掉风扇，走回床边，躺下来。朝右侧躺，左耳朝上。左耳里的耳鸣还在响，“嘶”、“嗡”、“呜”，三层叠加，像一首永远不会结束的三重奏。
他闭上眼。
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枕头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