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岁到二十三岁。
七年的时间里，江述没有告诉任何人关于耳鸣的事。
不是因为信任不了谁。
是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你好，我耳朵里有一个声音”。
这句话说出来太奇怪了。
像疯子的台词。
像精神分裂症的前兆。
像那些在街上自言自语的人才会说的话。
正常人不会听到不存在的声音。
如果你听到了，那你就不正常。
这是一个简单到残忍的逻辑。
他不觉得自己不正常。
他只是……不一样。
像一台收音机，天线比别人长一点，能收到更远的信号。
但也因此多了很多杂音。
杂音是信号的一部分，你不能只要信号不要杂音。
这是物理定律。
耳鸣在那七年里慢慢进化。
不是恶化是进化。
像一个物种在适应环境，不断调整自己的频率和形态。
找到最合适的存在方式。
十六岁的时候，它只是一个“嘶”。
很轻，很细，像沙子从指缝里漏下去。
它来的时候没有预兆，走的时候也没有告别。
有时候一整天都不出现，让他以为它真的消失了。
让他庆幸自己当初没有告诉家人、没有花那笔“冤枉钱”。
然后第二天它又回来了。
像一个出了故障的闹钟，响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是几点。
十八岁的时候，“嘶”里开始叠加一层“嗡”。
那是高三的春天，距离高考还有三个月。
他每天晚上复习到凌晨两点，白天在学校刷题。
耳朵里塞着耳机听英语听力。
压力大到嘴角起泡，失眠，食欲不振。
耳鸣在那段时间变得特别活跃，像嗅到了血腥味的鲨鱼。
“嗡”的声音比“嘶”更尖锐，频率更高。
大概在八千赫兹左右，正好是人耳最敏感的区域。
它不持续，是间歇性的。
来的时候像有人在他的耳蜗里拧一个音量旋钮
“嗡”地一下从零拉到十，然后慢慢退回去。
他开始用食指按住左耳前的凹陷处。
这是他自己摸索出来的方法，不是从哪本书上学的，纯粹是试出来的。
有一次耳鸣发作的时候，他烦躁地用手掌捂住耳朵。
手指无意中按到了耳屏前面的位置。
发现耳鸣的尖锐度突然下降了一些。
他反复试了几次，确认了那个位置
左耳前方，颧弓的起点，耳屏和面颊之间的那个小窝。
按住了，耳鸣会减轻大概百分之三十。
持续大概十秒钟。
十秒钟之后，它又回来了。
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这个动作后来变成了他的习惯性动作。
紧张的时候按，疲惫的时候按，烦躁的时候按。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按一下。
十秒钟的安宁。
然后继续。
二十岁的时候，耳鸣开始影响他的睡眠。
不是“睡不着”——是“不敢睡”。
因为当你闭上眼，切断视觉，房间安静下来的时候。
耳鸣会变得格外清晰。
它不再是你耳朵里的一个声音。
它变成了整个世界的背景音。
像你住在一间有漏水的房间里。
白天你听不到水滴声，因为外面有车声、人声、广播声。
但到了深夜，万籁俱寂。
你就只能听到“滴答、滴答、滴答”。
每一滴都砸在你的太阳上。
他开始调整睡姿。
仰躺的时候耳鸣最响。
因为两只耳朵同时暴露在空气中，没有枕头阻挡，声音从两边同时涌进来。
俯卧的时候好一点，但脸埋在枕头里呼吸不畅。
最后他发现右侧躺最有效
右耳压在枕头上，被棉花和海绵堵住，外面的声音进不来，内部的耳鸣也出不去。
左耳朝上，让耳鸣的声音从耳朵里漏出去。
分散到整个房间，而不是被堵在耳道里来回反射。
从那天起，他再也没有仰躺着睡过觉。
大学他考上了本地的一所大专，影视声音技术专业。
不是因为他考不上更好的学校，他的分数够上一所普通本科。
是他自己选的这个专业。
母亲问他为什么。
他说：“我喜欢声音。”
母亲没有反对，只是说：“你喜欢就好。”
父亲说了一个字：“嗯。”
他没有告诉他们选这个专业的另一个原因
大专只要读三年，可以早点出来工作。
早点赚钱。
早点独立。
早点不再花家里的钱。
大二的某一天，课堂上。
老师放了一段电影片段，让大家分析音效设计。
那是一段恐怖片，主角在地下室里被追。
脚步声、呼吸声、心跳声、水管滴水声、木板嘎吱声。
层层叠加，营造出一种让人窒息的紧张感。
江述听完之后，举手说：“这段音效有问题。”
老师看着他。
“地下室的环境声应该是低频为主，因为墙壁厚，高频被吸收了。但这段音效里有一个很明显的八千赫兹左右的频率，不应该是地下室的声音。可能是录音的时候设备出了问题，或者是后期叠加的时候没注意。”
老师愣了一下，把那段音频单独拖出来，用频谱仪分析。
屏幕上显示，在八千赫兹的位置，确实有一个不正常的峰值。
老师关掉频谱仪，看着他说：
“你的耳朵，不一般。”
江述没有回答。
他的左耳深处，那个“嘶”还在响。
二十二岁，大专毕业。
他进了现在这家后期公司，当了一名最底层的拟音师。
工资不高，够自己活，偶尔能给家里寄一点。
不多，每次五百、八百，打在父亲的银行卡上。
父亲每次收到钱都会打电话来，说不了几句话。
翻来覆去就是“你自己用”“别寄了”“我们不缺”。
但江述知道。
父亲说完“我们不缺”之后，第二天会去菜市场多买一条鱼。
母亲会高兴地跟同事说“我儿子寄钱回来了”。
他开始独立接片子，独立做音效，独立面对导演的挑剔和甲方的修改。
他做得很认真。
每一个声音都反复推敲，每一个层次都仔细打磨。
赵明远说他“有天赋”，但“太较真”。
一个网大的骨折声，用得着做三个版本吗？
用不着。
但他做了。
不是因为他不知道用不着。
是因为他能听到那三个版本之间的区别
第一个版本太脆，第二个版本太闷，第三个版本刚刚好。
如果他用第一个版本交差。
导演不会发现，甲方不会发现，观众不会发现。
但他会发现。
他的耳朵会发现。
然后他会一直想着那个“不够好”的声音。
像一刺扎在肉里，不疼，但一直在。
赵明远后来不骂他了。
老头发现骂没用，这个徒弟的轴是天生的，改不了。
“你就是个死脑筋。”赵明远说。
“但你做的声音，是净的。”
那是赵明远给过他的最高的评价。
二十三岁。
他的耳鸣已经从“嘶”和“嗡”进化到了三层叠加
“嘶”、“嗡”、“呜”。
有时候还有“哒、哒、哒”的不规则脉冲音。
像一首永远在演奏的三重奏。
没有旋律，没有节奏，没有终止线。
他知道这是什么。
他不是没有查过。
大二那年他在图书馆里翻了很多医学书。
在网络上看了无数篇关于耳鸣的科普文章。
他知道了耳鸣的医学定义
“在没有外界声源的情况下，患者主观感受到的声音。”
他知道了耳鸣的成因——可能是内耳毛细胞受损，可能是听神经异常放电，可能是大脑听觉中枢的重塑。
他知道了耳鸣的分类——主观性耳鸣和客观性耳鸣，持续性耳鸣和间歇性耳鸣，单侧耳鸣和双侧耳鸣。
他知道了耳鸣没有特效药。
他知道了耳鸣可能治不好。
他知道了有些人会带着耳鸣活一辈子。
他还知道了，如果他去医院检查，医生会做什么
纯音测听、声导抗、耳声发射、听性脑反应。
一系列的检查，几百上千块的费用。
最后可能得到一张写着“感音神经性耳鸣”的诊断书。
和几盒写着“适应症：用于改善内耳微循环”的药。
那些药不便宜。
而且不一定有用。
所以他没有去。
不是不想去，是不敢去。
不敢去面对那个结果
如果医生说“能治”，但治疗费要几万块，怎么办？
如果医生说“不能治”，但需要长期服药来控制，每月的药费要几百块，怎么办？
家里已经够难了。
父亲六十岁了还在修车。
母亲五十多了还在站讲台。
他不能在他们身上再加任何重量了。
他想起十四岁那年温以凡搬走的时候，他没有追上去。
不是不想追。
是追上去又能怎样？
他能给她什么？一盘磁带？一个十三岁男孩的承诺？
他什么都给不了。
现在也是一样。
他不能告诉父母。
告诉了又能怎样？他们能给他什么？
担心？焦虑？四处借钱带他去看病？
然后把家里最后一点积蓄花在一个“不一定能治好”的病上？
他不能成为负担。
这个念头贯穿了他的整个青春期。
贯穿了他的大学时代。
贯穿了他工作的第一年。
它是他人生的底色。
比任何声音都持久、都稳定、都不可动摇。
他不能成为负担。
所以他不说。
不说耳鸣的事。
不说耳朵疼的事。
不说失眠的事。
不说压力大的事。
不说钱不够花的事。
不说租的房子下雨天漏水的事。
不说吃了三天泡面的事。
不说老板扣了绩效的事。
不说被导演骂了的事。
不说想哭但哭不出来的事。
什么都不说。
每次母亲打电话来问“最近怎么样”，他说“还行”。
每次父亲发微信来问“钱够不够花”，他说“够”。
每次赵明远问“耳朵还好吗”，他说“没事”。
还行。
够。
没事。
嗯。
他用最短的词语，筑起最高的墙。
墙的这边是他自己
一个二十三岁的、瘦的、眼下有青黑色的、手指修长但微微发抖的年轻人。
他在墙里面制造声音，也用声音填满墙里面的空间。
他把所有的委屈、疲惫、疼痛、恐惧，都变成了工作台上的西芹、筷子、湿毛巾、果冻盒。
他把自己变成了一台机器
输入画面，输出声音，中间不经过任何情感的处理。
因为一旦开始处理情感，他就会发现
他好累。
不是身体的累。身体的累睡一觉就好了。
是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弥漫在血液里的、找不到出口的累。
像耳鸣一样，不从外面来，从里面长。
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开始的，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结束。
你只知道它在那里，一直在那里。
像一个永远不关机的雷达，扫描着你身体里的每一个角落。
然后把所有的疲惫都翻出来，摊在你面前。
凌晨两点的剪辑室里。
他坐在椅子上，左耳里的耳鸣在响。
“嘶”、“嗡”、“呜”，三层叠加。
像一个永远调不准音的乐器。
他把脸埋进双手里，用食指按住左耳前的凹陷处。
按住了，十秒钟的安宁。
十秒之后，它又回来了。
他站起来，背上双肩包，关灯，关门。
走廊里的灯灭了一半。
他走在暗处，脚步声被隔音棉吸得净净。
他走进电梯，按下一楼。
电梯下降。
耳鸣持续。
他不知道这个声音会陪他多久。
一年？五年？十年？一辈子？
他只知道，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不能让父亲知道。
不能让母亲知道。
不能让赵明远知道。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他得一个人扛着。
像过去七年一样。
像他从小到大做过的所有事情一样
不麻烦别人，不成为负担。
把所有的秘密吞进肚子里。
然后继续活着。
做声音。
赚工资。
寄钱回家。
说“还行”。
电梯到了一楼。
门开了。
凛冽的夜风从门缝里灌进来。
他走出大楼，站在路边等车。
路灯把行道树的影子投在地上，像一摊摊黑色的水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