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官，上回咱们说到翠花改了名字，叫翠兰。这个名字是沈越泽给她取的，说“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她认了，从那天起，她叫翠兰。
可改名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名字改了，别人叫不叫，那是另一回事。
第二天上班，翠兰——咱们从现在开始就叫她翠兰了——推开泽园的大门，穿过青石板的庭院，走进厨房。王建国正在切菜，看到她进来，照常喊了一声：“翠花姐，早！”
翠兰愣了一下，想说“我现在叫翠兰了”，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她不知道怎么开口。说“你别叫我翠花了，叫我翠兰”？这话说出来，显得矫情。一个名字而已，至于吗？
她笑了笑，回了句：“早。”
可心里头，像是被针扎了一下。不疼，但扎得慌。
一上午，好几个人叫她“翠花”。老周叫她“翠花”，小刘叫她“翠花姐”，就连孙德明，也叫了她一声“翠花”。每叫一次，她的心就揪一下。不是怪他们，是他们不知道。她没告诉任何人。她不知道怎么告诉。
中午休息的时候，她一个人坐在庭院里的石凳上，看着那缸锦鲤发呆。锦鲤在水里慢慢地游，红白相间的鳞片在阳光下泛着金光。她想起沈越泽说的那句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她懂这句话的意思。不管有没有人看见，花该开的时候还是会开。名字也一样。不管别人叫不叫，她知道自己叫什么就行了。
可她还是想让别人知道。
“翠兰。”
她回过头。沈越泽站在庭院的门口，穿着一件浅灰色的风衣，手里拿着一杯咖啡。阳光照在他身上，在青石板上投下一道长长的影子。
“沈总？”翠兰站起来，“您怎么来了？”
“来吃饭。”沈越泽走过来，在她旁边的石凳上坐下，“顺便看看你。怎么样，新名字用上了吗？”
翠兰低下头，摇了摇头。“没……没告诉别人。不知道怎么开口。”
沈越泽没说话。他喝了一口咖啡，看着水缸里的锦鲤。
“你知道这缸锦鲤，有几条吗？”他忽然问。
翠兰愣了一下，往水缸里看了看。“……七条？”
“九条。”沈越泽说，“原来有十一条。去年冬天死了两条，我让人又补了两条，还是十一条。但有一条，一直躲在假山后面，不怎么出来。所以你看的时候，总觉得只有七条、八条。”
翠兰不知道他为什么说这个，但还是认真地听着。
“那条鱼，跟别的鱼长得一样。红白相间，鳞片发亮。但它不喜欢跟别的鱼挤在一起，总是一个人待在角落里。你说，它是不是觉得自己跟别的鱼不一样？”
翠兰想了想，说：“也许它只是喜欢一个人待着。”
“也许。”沈越泽点点头，“但它就是它。不管它躲在假山后面，还是游出来，它就是它。不会因为别人看不见，就不是了。”
翠兰忽然明白了。他说的不是鱼，是她。
“你叫什么名字，是你的事。”沈越泽站起来，“别人怎么叫，是别人的事。你不需要告诉每一个人你改名字了。等你足够好了，他们会自己知道的。”
他转身走了。风衣的下摆被风掀起来，在阳光里飘了一下。
翠兰坐在石凳上，看着水缸。那条躲在假山后面的锦鲤，不知什么时候游了出来，混在鱼群里，红白相间的鳞片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她看着那条鱼，忽然笑了。她不需要告诉任何人她叫翠兰。她只需要做翠兰该做的事。
下午上班，翠兰回到厨房，系上围裙，拿起刀。王建国又在叫她“翠花姐”，她没有纠正，只是应了一声。但她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叫翠兰。
那天晚上，她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我叫翠兰。这是我自己的名字。”
写完之后，她把这一页折了一个角。每次翻开笔记本，第一眼就能看到。
子一天天过去。翠兰在泽园的地位，越来越稳。拿了比赛第一名之后，没有人再质疑她的能力。李长江走了，厨房里的人对她都客客气气的。王建国开始叫她“翠兰姐”——不知道什么时候改的口，也许是听别人叫的，也许是自己觉得“翠花”这个名字不太合适了。反正有一天，翠兰忽然发现，他叫她“翠兰姐”了。老周也叫她“翠兰”了。小刘也叫她“翠兰姐”了。没有人问她为什么改名字，没有人说“你不是叫翠花吗”。他们就这么自然而然地改了口，好像她一直就叫这个名字似的。
翠兰不知道是沈越泽跟他们说了什么，还是他们自己慢慢改的。她没问。她只是每次听到“翠兰”这两个字的时候，心里会微微动一下，像是有人轻轻拨了一弦。
比赛之后，沈越泽来泽园吃饭的次数明显多了。以前是一周来一两次，现在几乎隔天就来。有时候是中午，有时候是晚上。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带着客人。每次来，他都会点翠兰做的菜。不一定是红烧肉，有时候是清炒土豆丝，有时候是酸辣汤，有时候是一碗阳春面。他点的菜越来越简单，简单到孙德明都觉得奇怪。
“沈总，您今天就吃一碗阳春面？”有一次孙德明忍不住问。
“嗯。想吃面了。”沈越泽说。
孙德明看了翠兰一眼，没说话。翠兰低着头切菜，假装没听到，但她的耳朵红了。
她知道沈越泽为什么点阳春面。阳春面是最简单的面——清汤、面条、几颗葱花。但越简单的东西，越难做好。汤要用骨头熬，熬到清澈见底却鲜美无比；面条要手擀，揉到劲道爽滑；葱花要切得细如发丝，撒在汤面上，像春天的柳叶。这道菜，最能看出一个厨师的基本功。
翠兰每次给他做阳春面，都会在汤里多加几滴香油。不多，就几滴。但沈越泽每次都能喝出来。
“你今天多放了香油？”有一次他问。
翠兰点头。“您喝出来了？”
“嗯。多了两滴。”
翠兰吓了一跳。“您怎么知道是两滴？”
沈越泽没回答，只是笑了笑，继续喝汤。翠兰站在旁边，心里扑通扑通地跳。两滴香油，他都能尝出来。他的舌头，比她还灵。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沈越泽是美食家。他能尝出红烧肉里加了一碗凉水，能尝出鸡汤里多放了一颗八角，能尝出阳春面里多了两滴香油。这样的人，舌头是天生的，还是练出来的？她没问。但她觉得，应该是天生的。就像她一样。他们是一样的人。
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她自己都吓了一跳。她跟沈越泽，怎么会是一样的人？他是大老板，她是厨师。他住在城东的大房子里，她住在城西的出租屋里。他开豪车，她坐公交。他穿名牌，她穿工装。他们怎么可能是一样的人？
可她就是觉得，在“舌头”这件事上，他们是一样的。他能尝出她尝得出的东西，她也能尝出他尝得出的东西。他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味道的语言。这种语言，不需要学历，不需要背景，不需要钱。只需要一条好舌头，一颗敏感的心。
她有。他也有。这就够了。
十一月的省城，开始冷了。翠兰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都能看到呼出的白气。她穿上刘大成寄来的那件红棉袄——不是新的，是刘大成媳妇穿过的，但洗得很净，棉花也还蓬松——走在街上，暖洋洋的。她现在那双十八块钱的棉鞋了，换了一双四十五块的，鞋底厚实多了，走路不硌脚。她也不扎那粗硬的辫子了，刘芳教她把头发剪短了一些，扎一个马尾辫，用一黑色的皮筋绑着，看起来利索多了。
她还在那间出租屋里住着，一室一厅，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她把厨房收拾得很净，锅碗瓢盆摆得整整齐齐，调料架上的瓶瓶罐罐按高矮排列，跟泽园的厨房一样。每天晚上下班回来，她都会给自己做一顿饭。不复杂，一碗面，一盘菜，一碗汤。但她做得很认真，每一道工序都不马虎，像是在餐厅里给客人做菜一样。
刘芳有一次来她家做客，看到她一个人吃饭还摆盘，惊讶地说：“姐，你一个人吃饭还摆这么好看？又没人看。”
翠兰笑了笑：“我自己看。”
刘芳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姐，你是真喜欢做菜。”
翠兰没说话。她不是喜欢做菜，她是喜欢认真对待每一件事。在王家沟那八年，她没有一件事是可以自己作主的。现在，她可以了。每一道菜，都是她自己的选择。放多少盐，切多细的丝，炖多长时间，都是她说了算。这种感觉，比拿比赛第一名还让人踏实。
十一月下旬的一个晚上，翠兰正在厨房里做晚饭，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她接起来：“喂？”
“翠兰姐！我是小马！”电话那头的声音很急，带着哭腔，“泽园出事了！”
翠兰的心猛地一沉。“怎么了？”
“有人来闹事！说是卫生局检查，说咱们厨房不净，要封店！孙师傅跟他们吵起来了！”
翠兰挂了电话，穿上外套就往外跑。她拦了一辆出租车，报了地址，一路上心跳得像打鼓。卫生局检查？泽园的厨房她每天都擦，灶台、案板、地面，一样不落，怎么可能不净？她不相信。
到了泽园门口，门口停着两辆车，一辆是卫生局的，还有一辆她不认识。门口围了一堆人，有看热闹的，有拿手机拍的。翠兰挤进去，推开门，穿过庭院，冲进厨房。
厨房里乱成一团。几个穿制服的人站在灶台前，手里拿着本子，在写什么。孙德明站在他们面前，脸红脖子粗的，正在跟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争论。“我们的厨房每天打扫三遍，食材都是当天采购的，怎么可能不合格？你们的检查标准是什么？”
戴眼镜的男人面无表情：“孙师傅，我们也是按程序办事。接到举报，说你们厨房存在卫生隐患，我们来检查一下。如果没问题，自然不会有事。”
“举报？谁举报的？”
“这个我们不能透露。”
翠兰站在门口，看着那几个穿制服的人。他们的动作很慢，这里看看，那里摸摸，像是在故意拖延时间。她注意到，有一个人站在厨房角落里，一直在看手机，好像在等什么消息。
她走过去，走到孙德明身边。“孙师傅，怎么回事？”
孙德明压低声音：“有人举报咱们厨房卫生不合格。卫生局的人来检查。我跟他们说了，咱们的厨房没问题，但他们不听，非要封店检查。”
翠兰看了看那几个穿制服的人。其中一个年轻一点的，正在看调料架上的调料罐。他拿起一个罐子，打开盖子，闻了闻，皱了皱眉。“这个花椒，味道不对。是不是过期了？”
翠兰走过去，接过那个罐子，闻了闻。“没有过期。这是今年的新花椒，产自四川茂县，麻味足，香味浓。您闻到的味道，是花椒本身的香味，不是异味。”
那个年轻人愣了一下，没想到一个厨师会跟他顶嘴。
“你谁啊？”他问。
“我是这里的厨师，我叫翠兰。”翠兰看着他的眼睛，“我们泽园的厨房，每天打扫三遍。灶台、案板、地面、调料架，每一样都是净的。食材当天采购，调料不超过三个月。您要是不信，可以查我们的采购记录。”
那个年轻人看了看她，又看了看手里的罐子，把罐子放回去了。
这时候，门口传来一个声音：“怎么回事？”
所有人都回过头。沈越泽站在门口，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衣，脸色很沉。他身后跟着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助理，一个是泽园的经理。
戴眼镜的男人走过去：“沈总，我们是卫生局的，接到举报……”
“我知道。”沈越泽打断他，“你们的检查报告出来了吗？”
“还没有，我们还在检查……”
“那就继续检查。”沈越泽走进厨房，站在灶台前，“我在这里等。如果我的厨房有问题，我认罚。如果没问题——”他看了一眼戴眼镜的男人，“我希望知道是谁举报的。”
厨房里安静了。那几个穿制服的人互相看了一眼，加快了检查的速度。他们检查了灶台、案板、刀具、调料架、冰箱、储物柜、下水道。每一个角落都没有放过。翠兰站在旁边，看着他们检查，心里很平静。她知道，厨房是净的。她每天最后一个走，走之前都会把厨房擦一遍。灶台擦三遍，案板刮两遍，地面拖两遍。调料罐每周擦一次，冰箱每三天清理一次。这是孙德明定的规矩，她一天都没落过。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检查结束了。戴眼镜的男人走到沈越泽面前。“沈总，初步检查，没有发现明显的卫生问题。但有些细节需要整改，我们会出具整改通知书。”
沈越泽点了点头。“好。我等着你们的整改通知书。”
戴眼镜的男人带着人走了。厨房里又恢复了安静。沈越泽站在那里，看着孙德明。“孙师傅，今天的事，你处理得很好。”
孙德明摇了摇头：“我没处理好。要不是翠兰，那个花椒的事就说不清了。”
沈越泽看了翠兰一眼。“你怎么知道花椒没过期？”
“我每天都尝。”翠兰说，“厨房里的每一样调料，我每天都尝一遍。咸的、甜的、酸的、辣的、麻的，每一样的味道我都记在脑子里。有一点变化，我都能尝出来。”
沈越泽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他笑了。那个笑容，不是嘴角微微翘一下的那种，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笑。眼睛弯起来，嘴角往上扬，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翠兰见过他笑，但没见过他笑得这么开。她愣住了。
“翠兰，”他说，“你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厨师了。”
翠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她的心跳得很快，快得像要从腔里蹦出来。她低下头，假装去整理调料架，但她的手在发抖。
那天晚上，翠兰回到出租屋，坐在床上，把笔记本翻开。她翻到折角的那一页，看着自己写的那行字——“我叫翠兰。这是我自己的名字。”她在下面又加了一行：“今天，沈越泽笑了。他笑起来很好看。”
写完之后，她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啪”地合上笔记本，塞到枕头底下。她的脸红了。红到了脖子。
“翠兰，你疯了。”她对自己说。她关了灯，把被子蒙在头上。在被子里，她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也许是高兴，也许是害怕，也许只是——她活了二十八年，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这种感觉叫什么，她不知道。但她知道，它来了。像一颗种子，落在心里，悄悄地发芽。她拦不住。
十一月过完了，十二月来了。省城的冬天，比县城还冷。风从高楼之间灌进来，刮在脸上像刀子割。翠兰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都要裹紧棉袄，把围巾系到鼻子下面。她现在有两条围巾了，一条是灰色的，刘芳送的；一条是红色的，她自己买的。她喜欢那条红色的，围着显脸白。她以前从来不注意这些。脸白不白，有什么关系？在王家沟的时候，她的脸永远是蜡黄的，没人会在意。现在不一样了。她会在意了。她会在出门前照一下镜子，看看头发有没有乱，围巾有没有系好，衣服有没有褶皱。她不知道这种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拿了比赛第一名之后，也许是沈越泽叫她“翠兰”之后，也许更早——早到她第一次站在泽园的厨房里，看到那面能照见人影的灶台。
她想把自己收拾得净一点，好看一点。不是为了谁，是为了自己。她喜欢看到镜子里的自己，穿着净的工装，头发扎得利利索索，脸上有红润，眼睛里有光。这个人，跟九个月前站在汽车站广场上的那个人，不是同一个人了。
十二月中旬的一个傍晚，翠兰下班回家，走到巷子口的时候，看到一个人站在她家楼下。那个人穿着一件军大衣，背着一个编织袋，正在东张西望。
翠兰走近了几步，忽然停住了。她认出了那个人。是弟弟，建国。
“建国！”她喊了一声。
建国转过身来。他比上次见面的时候高了很多，也瘦了很多。脸上还带着少年人的稚气，但眼神已经不像个孩子了。他看到翠兰，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姐！”
翠兰跑过去，一把抱住了他。建国比她高了快一个头，她踮着脚尖才能抱住他的肩膀。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你怎么来了？你怎么不提前给我打个电话？”
建国被她抱得有点不好意思，轻轻拍了拍她的背。“我想给你个惊喜。”
翠兰松开他，上下打量了一下。“你怎么瘦成这样？是不是没好好吃饭？”
“吃了吃了……”建国的眼睛红了，“姐，你瘦了。”
翠兰擦了擦眼泪，笑了。“走，上楼。姐给你做饭。”
她拉着建国的手，往楼上走。建国的手很大，手指很长，骨节分明，跟她的手完全不一样。她的手粗糙、短粗、布满茧子。他的手细长、白净，像读书人的手。
“你的手怎么这么凉？”翠兰攥着弟弟的手，“穿这么少，不冷吗？”
“不冷。”建国说，但他的嘴唇已经冻得发紫了。
翠兰把他拽上楼，推进屋里。她打开暖气，倒了一杯热水塞到他手里。“坐着别动，姐给你做饭。”
她走进厨房，打开冰箱。冰箱里有排骨、有豆腐、有鸡蛋、有西红柿，还有一块五花肉。她想了想，决定做红烧肉、西红柿炒蛋、排骨汤。建国爱吃肉，从小就爱吃。小时候过年，他一个人能吃半碗红烧肉，吃得满嘴流油，她娘就在旁边笑：“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翠兰系上围裙，开始做饭。切肉、炒糖色、炖汤、炒菜。她的动作很快，但每一步都很认真，像是在餐厅里给客人做菜一样。建国坐在客厅里，看着她忙碌的背影，忽然说：“姐，你变了。”
翠兰头也没回：“哪儿变了？”
“说不上来。就是……不一样了。以前你在家做饭的时候，低着头，不说话，像个……像个机器人。现在你做饭的时候，好像整个人都在发光。”
翠兰的手停了一下。发光？她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发光。她只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已。
她把做好的菜端上桌。红烧肉红亮亮的，冒着热气；西红柿炒蛋红黄相间，蛋花像云朵一样；排骨汤白色，飘着几颗枸杞。建国坐在桌前，看着那几道菜，眼睛红了。
“姐，你知道吗？我好久没吃过你做的饭了。”
“那就多吃点。”翠兰给他夹了一块红烧肉。
建国咬了一口，眼泪掉了下来。“好吃。姐，你做的东西最好吃了。”
翠兰看着他，眼泪也掉了下来。姐弟俩坐在那张小小的餐桌前，一边吃一边哭，哭完了又笑，笑完了又哭。
吃完饭，翠兰收拾碗筷。建国坐在沙发上，忽然说：“姐，我不念书了。”
翠兰手里的碗差点掉在地上。“你说什么？”
“我不念了。”建国的声音很低，“家里没钱了。爸种地挣不了几个钱，妈的药费越来越贵。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在外面吃苦。”
翠兰放下碗，走到他面前。“建国，你听我说。姐现在挣钱了，一个月好几千块。姐能供你念书。你好好念，念完高中念大学，念完大学念研究生。姐供你。”
“可是——”
“没有可是。”翠兰打断他，“你念书，就是帮姐最大的忙。姐没念过书，吃了多少亏你知道？你替姐把书念完，将来找个好工作，别像姐一样，在厨房里烟熏火燎的。”
建国的眼泪又掉了下来。“姐，厨房里的活不苦。你做饭的时候，在发光。”
翠兰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她伸手摸了摸弟弟的头。“傻小子。姐不苦。姐喜欢做饭。”
那天晚上，建国在翠兰的沙发上睡了一夜。翠兰把自己的被子盖在他身上，自己盖了一件大衣。她坐在床沿上，看着弟弟的睡脸。他睡着了，眉头还是皱着的，像是在想什么心事。她轻轻伸出手，把他的眉头抚平。
“建国，”她小声说，“姐会供你念书的。你放心。”
建国在睡梦中翻了个身，嘴角微微翘了一下，像是在笑。翠兰看着他的笑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她刚嫁到王家沟的那个冬天，建国追着牛车跑，喊“姐！姐！”。那时候他才十五岁，瘦得像豆芽菜，追着牛车跑了一里多地，最后站在村口，冲她挥手。她坐在牛车上，回头看着他，哭了。那是她最后一次回头。今天，她不用回头了。因为建国来了。
第二天一早，翠兰去银行取了一万块钱，塞到建国手里。“拿着。交学费，买书，吃饭。别省着。”
建国看着那沓钱，手在发抖。“姐，这太多了……”
“不多。”翠兰说，“姐拿了比赛第一名，奖金五万块。这是姐挣的，净的。你拿着。”
建国把钱攥在手心里，低着头，肩膀一抖一抖的。“姐，我一定好好念书。将来挣了钱，我养你。”
翠兰笑了。这话他说过很多次了，写在纸条上塞在她口袋里，在电话里哭着说，现在站在她面前，红着眼睛说。每次听到这句话，她都想哭。不是感动，是心疼。一个十七岁的男孩，本该无忧无虑地念书、打球、谈恋爱，他却要为家里的生计发愁，要为姐姐的辛苦愧疚。她不要他养。她要他好好的。
“建国，”她说，“你不用养姐。姐能养活自己。你把自己养好就行了。”
建国走了。背着那个编织袋，坐上了回县城的长途车。翠兰站在车站的广场上，看着车子消失在车流里，站了很久。九个月前，她也是从这个车站出来的。背着编织袋，穿着破棉袄，像一棵被风吹到城里的狗尾巴草。九个月后，她的弟弟也从这里走了。但他不是狗尾巴草。他是她种下的种子。她相信，他会发芽的。
回到泽园，翠兰系上围裙，拿起刀，开始切菜。王建国走过来：“翠兰姐，你眼睛怎么红了？哭了？”
“没有。风迷了眼。”翠兰低下头，继续切菜。
十二月过得很快。泽园的生意越来越好，尤其是翠兰做的菜，点单率越来越高。很多客人专门冲着“省城第一名厨”的名头来的，点菜的时候指定要“翠兰师傅做的”。孙德明索性在菜单上加了一栏——“翠兰推荐”，下面列了几道菜：红烧肉、豆腐红烧肉、清炒土豆丝、阳春面。这几道菜，成了泽园的招牌。
翠兰每天忙得脚不沾地，但她很开心。她喜欢忙。忙起来的时候，什么都不用想。不用想王家沟，不用想张桂兰，不用想王大力。不用想那个叫“翠花”的女人，曾经跪在地上捡碗的碎片。她只需要想——这道菜，盐放多少；那个汤，火候到没到；这盘红烧肉，芡汁够不够亮。这些事，简单，纯粹，让她安心。
可她还是会想起沈越泽。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闭上眼睛之前，脑子里总会闪过他的脸。有时候是他站在大成小炒的门口，穿着黑色大衣，回头看她一眼。有时候是他坐在病床上，喝着她做的粥，说“这是我这几天吃的最舒服的一顿饭”。有时候是他站在泽园的厨房里，笑着说“翠兰，你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厨师了”。她不知道这叫不叫“喜欢”。她没喜欢过谁。嫁给王大力之前，她不知道什么叫喜欢。嫁给王大力之后，她更不知道。那八年里，她对王大力只有怕，没有别的。她以为所有的婚姻都是这样的——男人打女人，女人忍着。男人骂女人，女人听着。男人把女人踩在脚底下，女人跪着。
可沈越泽不一样。他从来不骂她，不打她，不踩她。他尊重她。他把她当一个人看。他叫她“坐下”，问她“你记住了吗”，说“你的天赋很好，别浪费了”。他给她取名字，叫“翠兰”。他说“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这是她这辈子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钱，不是衣服，不是吃的，是一个名字。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名字。
她不知道这算不算喜欢。但她知道，每次看到他，她的心跳会变快。每次他笑，她也会想笑。每次他吃她做的菜，说“对了”，她就觉得，这一天没有白过。这种感觉，在王家沟的八年里，从来没有过。
十二月二十四号，平安夜。泽园被包场了，是一家大公司的年会。厨房里忙得不可开交，八口灶台全开着，火苗子呼呼地蹿，炒菜声、切菜声、传菜声混在一起，像一首交响乐。翠兰站在自己的灶台前，正在做一道“松鼠鳜鱼”。这道菜很考验刀工，要把鳜鱼切成花刀，炸出来像松鼠一样蓬松酥脆。她的刀工已经很好了，一刀一刀地，鱼肉被切成一条一条的，每一都连着鱼皮，粗细均匀，像一把展开的扇子。切完之后，她把鱼放进油锅里炸，“呲啦”一声，鱼在油里翻滚，几秒钟就变成了金黄色，蓬松起来，像一只蜷着身子的松鼠。
她把鱼捞出来，沥油，装盘。然后炒糖醋汁——糖、醋、番茄酱、水淀粉，熬到浓稠，浇在鱼身上。“呲啦”又是一声，糖醋汁的香味一下子炸开了。她按了一下铃，传菜员把菜端走了。
这时候，王建国走过来。“翠兰姐，沈总来了。在包厢里，他说想见你。”
翠兰的心跳了一下。“现在？我还在忙……”
“没事，你去吧。你的灶台我帮你看着。”
翠兰解下围裙，擦了擦手，走向包厢。包厢在二楼，是泽园最好的一个房间，能看到整个庭院。她敲了敲门。
“进来。”
她推门进去。沈越泽一个人坐在桌前，面前摆着几道菜——松鼠鳜鱼、红烧肉、清炒土豆丝、阳春面。都是她做的。桌上还有一瓶红酒，两个杯子。
“坐。”沈越泽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翠兰坐下来。她有点紧张，手心在出汗。
“今天平安夜，”沈越泽说，“我想请你吃顿饭。”
翠兰愣了一下。“请我？”
“对。你每天给我做菜，今天我请你。”他给她倒了一杯红酒，“尝尝，这是法国波尔多的，朋友送的。”
翠兰端起酒杯，喝了一小口。红酒入口有点涩，但咽下去之后，有一股果香味在喉咙里散开，暖暖的。
“好喝吗？”沈越泽问。
“不太习惯。”翠兰老实地说，“我从来没喝过红酒。”
沈越泽笑了。“那你平时喝什么？”
“白开水。”翠兰说，“有时候泡一杯红枣水。刘大成哥寄来的红枣，很甜。”
沈越泽看着她，看了好一会儿。“翠兰，你知道今天是什么子吗？”
翠兰想了想。“平安夜？”
“不只是平安夜。”沈越泽端起酒杯，轻轻晃了晃，“今天是你来省城整整十个月。你第一天到省城，是二月二十一。”
翠兰愣住了。他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你站在汽车站的广场上，背着编织袋，穿着破棉袄。”沈越泽说，“我让人去接你，但你没等到人就走了。你去找了一家面馆，一个月一千八，包吃不包住。你住在城中村的小旅馆里，一天十五块。”
翠兰的眼眶红了。“您都知道？”
“我都知道。”沈越泽放下酒杯，“你走的每一步，我都知道。”
“那您为什么……”翠兰的声音在发抖，“为什么不来找我？”
“因为你要靠自己。”沈越泽说，“如果我帮你，你就不是今天的你了。今天的你，是省城第一名厨，是泽园的厨师，是一个能供弟弟念书的姐姐。这些，不是我给你的，是你自己挣来的。”
翠兰的眼泪掉了下来。她低下头，用袖子擦眼睛。
“翠兰，”沈越泽的声音很轻，“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取名叫‘兰’吗？”
翠兰摇头。
“因为兰花的香，不是靠别人闻到的。它自己香，不管有没有人闻到。你就是兰花。你从王家沟那个山沟沟里走出来，没有阳光，没有雨露，没有人看见你。但你开了。你香了。不是因为有人给你浇水，是你自己从石头缝里钻出来的。”
翠兰哭出了声。她捂着脸，肩膀一抖一抖的。
沈越泽没有劝她。他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她哭完。过了一会儿，翠兰抬起头，擦了擦眼睛。“沈总，谢谢您。”
“谢我什么？”
“谢您……看见了我。”
沈越泽看着她，眼睛里有光。那道光，不是老板看员工的眼神，不是伯乐看千里马的眼神，是另一种眼神。翠兰看不懂，但她觉得，那道光很暖。
“翠兰，”沈越泽说，“以后别叫我沈总了。”
“那叫什么？”
“叫我越泽。”
翠兰的心跳漏了一拍。越泽。这两个字，她在心里念过无数遍，但从来没敢叫出口。“这……不合适吧？您是老板……”
“今天是平安夜，我不是你的老板。”沈越泽端起酒杯，“我是你的朋友。”
朋友。翠兰把这个词在心里念了一遍。朋友。她这辈子，有过朋友吗？在王家沟的时候，没有人是她的朋友。在县城的时候，刘大成是她的老板，不是朋友。在培训中心的时候，刘芳是她的同学，不是朋友。在泽园的时候，王建国是她的同事，不是朋友。现在，沈越泽说，他是她的朋友。
她端起酒杯，跟沈越泽碰了一下。“越泽。”她叫出口了。声音很小，小得像蚊子哼，但她叫了。
沈越泽笑了。那个笑容，她见过很多次，但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他的眼睛里有光，有暖，有她看不懂的东西。但她觉得，那道光，是为她亮的。
那天晚上，翠兰回到出租屋，坐在床上，把笔记本翻开。她翻到最新的一页，写下了几行字：“今天，他请我吃饭。他记得我是哪天来省城的。他叫我别叫他沈总，叫他越泽。他说的朋友。”
写完之后，她看了看，又在下面加了一行：“我觉得，我喜欢他。”
这五个字，她写了很久。每一笔都写得很慢，像是在刻字。写完之后，她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啪”地合上笔记本，塞到枕头底下。她关了灯，把被子蒙在头上。在被子里，她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
她不知道这算不算喜欢。她没喜欢过谁。但她知道，每次看到他，她的心跳会变快。每次他笑，她也会想笑。每次他吃她做的菜，说“对了”，她就觉得，这一天没有白过。如果这不是喜欢，那什么是呢？
她翻了个身，看着窗外的月亮。月亮很圆，很亮，照在窗户上，像一盏灯。她对着月亮，小声说了一句话。那句话是什么，除了她自己，没人知道。但如果您要问，我猜——
她说的是：“越泽，我喜欢你。”
各位，这翠兰的故事，讲到这儿，算是翻过了最艰难的一页。她从王家沟走到县城，从县城走到省城，从“在家做饭”的农村女人变成省城第一名厨。她改了名字，有了朋友，有了弟弟的牵挂，有了一份藏在心底的喜欢。可她不知道，这份喜欢，会把她带到哪里去。她更不知道，沈越泽心里，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觉。
这些，都是后话。不过各位，我可以提前告诉您一句——这份喜欢，不是一厢情愿。至于沈越泽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她的，他为什么一直没有说，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咱们下回再说。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