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七号那天，沈芸比我起得还早。
她做了满满一桌子早餐——小米粥、煎蛋、蒸饺、凉拌黄瓜、还有一小碟她自己腌的酱菜。每一样都装在精致的盘子里，摆得整整齐齐，像是在做一顿年夜饭。
“妈，我吃不了这么多。”
“能吃多少吃多少，”她一边说一边往我碗里夹了一个蒸饺，“考试费脑子，不能饿着。”
林伯衡坐在餐桌对面，手里拿着一杯温水，没有吃东西。他看我一眼，又看沈芸一眼，嘴唇动了动，最终只说了一句：“准考证带了吗？”
“带了。”
“身份证呢？”
“带了。”
“铅笔？”
“2B的，两支，都削好了。”
他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我低头喝粥的时候，余光看到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东西，放在桌面上，推到我这边。
是一个符。红色的小布袋，上面绣着一个“安”字，针脚不算精致，但很结实。
“昨天去庙里求的，”他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你妈让我去的。”
沈芸在旁边“哎呀”了一声，脸微微泛红：“我不是让你别说嘛……”
我看着那个符，伸手拿起来，攥在手心里。红色的布面有些粗糙，里面似乎包着一张叠好的黄纸，硬硬的，硌着掌心。
“谢谢爸。”我说。
林伯衡端着水杯的手顿了一下。
这是他第一次被我正式叫“爸”。
他低下头，喝了一口水，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再抬起头的时候，眼眶微微泛红，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又点了点头。
我把符小心地放进口袋里，和准考证放在一起。
吃完早餐，沈芸要送我去考场，被我拒绝了。
“妈，你在考场外面等着，我会紧张。”
“我不进去，我就在门口——”
“你在门口等着，我还是会紧张。”
她咬了咬嘴唇，像是还想说什么，但林伯衡在旁边轻轻拉了一下她的袖子。
“让她自己去，”他说，“她不是小孩子了。”
沈芸看了我一眼，终于妥协了。
“那你到了给我发消息。”
“好。”
“考完第一件事就是给我打电话。”
“好。”
“中午回来吃饭，我做了你爱吃的——”
“妈，”我笑着打断她，“你再这样我就真紧张了。”
她终于闭上了嘴，但眼眶已经红了。
我背上书包，换好鞋，走到门口，又停下来。
“妈。”
“嗯？”
“我一定会考好的。”
她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但她笑着点了点头，用手背胡乱擦了一下脸。
“去吧，路上小心。”
我走出家门，沿着种满桂花树的街道，走向公交车站。
六月的早晨，阳光已经很亮了，但还不算热。风吹过来，带着路边花坛里栀子花的香气，甜丝丝的，像夏天在悄悄靠近。
我上了公交车，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车上人不多，有几个穿着同样校服的学生，手里都拿着复习资料，低着头在最后翻看。他们的脸上有一种熟悉的紧张——眉毛微蹙，嘴唇抿着，手指不自觉地摩挲着书页的边缘。
我曾经也应该和他们一样。
在孤儿院的时候，我也穿着校服，也拿着复习资料，也想着要考一个好的大学，离开那个地方，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但沈妄来了，把那些都拿走了。
他拿走了我的校服，拿走了我的复习资料，拿走了我的高考资格。他给了我漂亮的衣服、昂贵的首饰、一千万的支票——然后用这些东西，把我关进了一座金色的笼子。
上辈子，我直到死都没有再碰过课本。
这辈子，我坐在去考场的公交车上，书包里装着2B铅笔和准考证，口袋里揣着林伯衡求来的符。
我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手指上有握笔磨出的薄茧——不是上辈子戴钻戒留下的痕迹，是这辈子做题做出来的。
我更喜欢这些茧。
考场在城东的一所中学，离家四十分钟的车程。
我到的时候，校门口已经站满了人。考生、家长、老师，密密麻麻的，像一锅煮沸了的饺子。有人在拥抱，有人在击掌，有人在翻看最后一眼的公式本，有人什么也没做，就是站在那里，深呼吸。
我站在人群里，拿出手机，给沈芸发了一条消息：“到了，准备进场。”
她秒回：“加油！妈妈爱你！”
后面跟了三个爱心emoji和一个大哭的表情。
我笑了一下，把手机收好，跟着人流走进了校门。
找到考场，找到座位，坐下。
教室很安静，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桌面上，形成一块明亮的方形光斑。我把准考证和身份证摆在桌角，把铅笔和橡皮放好，然后把手伸进口袋里，摸了一下那个符。
硬硬的，还在。
广播响了。
“请考生注意，现在开始分发试卷。”
监考老师拿着一沓密封的试卷袋走进来，表情严肃，动作利落。试卷袋被拆开的声音在安静的教室里显得格外清晰——嘶啦一声，像是什么东西被撕开了。
上辈子，我的命运也是被这样撕开的。
一份合约，一把手术刀，一颗被挖走的心脏。
但这辈子，被撕开的是试卷袋。
试卷发下来了。
语文。
我拿起笔，在姓名栏里工工整整地写下了三个字——林昭昭。
林家的林，昭昭的昭昭。
然后我翻到第一页，开始看题。
现代文阅读。古文阅读。语言文字运用。
作文。
作文题是二选一。
第一个题目是：“论坚守”。
第二个题目是：“给十年后的自己写一封信”。
我选了第二个。
不是因为“论坚守”不好写，而是因为我想写一封信。
给十年后的自己。
我拿起笔，在作文纸上写下了第一行字：
“十年后的林昭昭，你好。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希望你还活着，还健康，心脏还在自己的腔里跳动。”
我停了一下，看着这一行字，觉得自己可能写得太直白了。但我不想改了。
因为这就是我想说的。
我继续写：
“十年前的今天，我坐在高考考场里，写了一篇作文。那时候我刚从一场漫长的噩梦里醒过来，身上没有刀口，心脏还在跳，但我总觉得自己还躺在手术台上，等着那把刀落下来。”
“后来我慢慢知道了，那把刀不会落下来了。不是因为沈妄良心发现，是因为我自己站起来，走出了那把刀的阴影。”
“十年后的你，应该已经是一名医生了吧？心外科的。我希望你站在手术台前的时候，记得那些年在孤儿院的子，记得那份合约上的附加条款，记得刘培德诊所里那些‘体检’。”
“不是为了恨。是为了记得——这个世界上，有人把别人的命当成工具，也有人把别人的命当成自己的命来救。”
“你要做后面那种人。”
“十年后的你，可能已经结婚，也可能没有。可能有孩子，也可能没有。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活着。你的心还在跳。你是林昭昭，不是任何人的替身。”
“替我好好活着。”
“十八岁的林昭昭。”
写完之后，我没有再读一遍，直接把试卷翻过去，开始检查前面的题目。
我不想读第二遍，不是因为写得不好，是因为我怕自己会哭。
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的时候，我放下笔，把试卷和答题卡交给监考老师，收拾好东西，走出了考场。
阳光很亮，照得人睁不开眼睛。
校门口，家长们举着伞、拿着水、伸着脖子往里面张望，像一群等待雏鸟归巢的老鸟。
我没有看到沈芸，但我听到了她的声音。
“昭昭！这里！这里！”
她站在人群最前面，举着一把遮阳伞，拼命地朝我挥手。她的脸上全是汗，妆都花了，但笑得比阳光还亮。
我走过去。
“怎么样？难不难？作文写的什么？时间够不够？”她一口气问了四个问题，语速快得像连珠炮。
“还行，”我说，“不难。”
“真的？”
“真的。”
她松了一口气，把遮阳伞举到我头顶，另一只手从包里掏出一瓶水，拧开盖子递给我。
“先喝水，回家吃饭，你爸做了红烧肉。”
“我爸做的？”
“对，他一大早就起来炖了，说考试费脑子，要补补。”
我喝了一口水，跟着沈芸往停车场走。
经过一棵大树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温让。
他站在树荫下，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手里拿着一瓶水。他没有朝我走过来，只是远远地站着，看到我看他，微微点了一下头。
然后他转身走了。
我看着他走远的背影，忽然想起了温时吟最后说的话——“帮我看一眼苏晚。”
苏晚。
温家的亲生女儿。
那个在南方小城长大的、不想和温家相认的女孩。
我答应过温时吟，要替她去看一眼苏晚。
不是现在。但总有一天。
“昭昭？看什么呢？”沈芸回头喊我。
“没什么，”我收回目光，“走吧，回家吃红烧肉。”
下午考数学。
数学是我准备得最久的一门。从去年八月到现在，我把高中数学所有的知识点从头到尾过了三遍，做了将近一百套真题和模拟题。
沈妄曾经说：“女孩子不需要读太多书。”
他现在在监狱里，穿着橘黄色的囚服，吃着大锅饭，每天按时放风按时熄灯。
我在高考考场里，握着2B铅笔，解着导数和解析几何。
我们之间隔着一道铁窗，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彻底的、不可逆转的否定。
但我不恨他了。
不是因为我大度，是因为恨一个人太消耗能量。我的能量要用来做题，没有多余的给他。
数学考试比我想象的顺利。
选择题、填空题、解答题，一路做下来，没有遇到特别棘手的拦路虎。最后一道导数题稍微有点绕，但静下心来分析了三分钟，找到了突破口。
交卷的时候，我在心里默默地对出题老师说了一声谢谢。
谢谢你们出了一张不偏不怪的卷子。
谢谢你们让我相信，努力是有回报的。
走出考场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
夏天的天黑得晚，六月的傍晚，天空是一种深邃的蓝紫色，西边还有一抹残留的橙红，像一块正在冷却的炭。
沈芸依然站在人群最前面，依然举着那把遮阳伞——虽然已经没有太阳了。
“怎么样？数学难不难？”
“不难。”
“真的？”
“真的。”
她又松了一口气，这次比上午松得更深，整个人像是泄了气的皮球，肩膀都垮了下来。
“你吓死我了，”她说，“我中午都没睡着，一直在想你下午的数学。”
“妈，明天还有两门呢，你这样紧张两天会累垮的。”
“我不管，我就要在门口等着。”
林伯衡站在她身后，手里拎着一个保温袋。
“给你炖了银耳汤，”他说，“上车喝。”
我上了车，接过保温袋，打开盖子。银耳汤还是温的，甜度刚好，里面加了红枣和枸杞，炖得软糯粘稠。
我喝了一口，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
“好喝吗？”林伯衡从后视镜里看我。
“好喝。”
他的嘴角微微翘了一下，幅度很小，但被我看到了。
回到家，我洗了个澡，把明天的文综和英语又翻了翻，但没有做题。考前最后一天，沈芸说不要做题了，“让脑子歇一歇”。
她比我还在意这场考试。
晚上十点，她敲了我的房门。
“昭昭，该睡了。”
“再看十分钟。”
“不行，明天要早起，现在就得睡。”
她站在门口，表情认真得像一个在执行任务的长官。
我合上书，关了灯，躺在床上。
她站在门口没有走，黑暗中，我能感觉到她在看我。
“妈，你回去睡吧。”
“我等你睡着再走。”
“你这样我睡不着。”
她笑了一下，终于转身走了。走了两步，又回来，把门关上了——之前一直是开着的。
房间里彻底暗了下来。
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条细细的白线。今天的月亮很亮，白线比平时粗了一些。
我闭上眼睛，听着自己的心跳。
咚、咚、咚。
稳健的，有力的，完好的。
它还在跳。
明天，它还会跳。
后天，大后天，以后的每一天——它都会跳。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像一个被包裹得很好的茧。
然后我睡着了。
没有做梦。
第二天考文综和英语。
文综做得中规中矩，政治和历史的选择题有几道拿不准的，但大题的答题思路还算清晰。地理的看图题有点绕，但静下心来分析地形图和气候图之后，慢慢理出了头绪。
英语是我的强项。在孤儿院的时候，英语老师说我“有语言天赋”，建议我以后考外语专业。但我不想考外语专业，我想考医学院。
医学院的录取分数线很高，需要每一门都考得很好。
英语考完之后，我没有急着交卷，从头到尾检查了两遍。阅读理解、完形填空、语法填空、改错、作文——每一道题都确认过之后，我才放下了笔。
走出考场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
校门口的家长比昨天少了一些，但沈芸依然站在最前面。她今天穿了一件红色的连衣裙，说是“吉利”。
“考完了？”她问。
“考完了。”
“结束了？”
“结束了。”
她愣了两秒，然后猛地抱住了我。
“昭昭！你太棒了！”她的声音又哭又笑，在我耳边炸开，“不管考得怎么样，你都是最棒的！”
林伯衡站在旁边，没有过来抱我，但他的手搭在沈芸的肩膀上，三个人站成了一个三角形。
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交叠在一起，像一个汉字——“家”。
我拍了拍沈芸的背。
“妈，回家吧。”
“好，回家。”
车上，沈芸坐在后座，一直在刷手机。她加了几个高考家长群，群里的人在讨论各科的答案，她一条一条地念给我听，问我“这道题选A还是B”“那道题答案是不是C”。
“妈，我不想对答案。”
“为什么？”
“因为已经考完了，对答案也改变不了什么。”
她想说什么，林伯衡在前面咳嗽了一声。她看了他一眼，又把嘴闭上了。
但我知道她憋得难受。
“妈，”我说，“我觉得考得还可以。应该能上一本线。”
她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真的？”
“真的。”
“一本？医学院？”
“嗯。”
她又要哭了。
“妈，你别哭，你在车上哭会影响到爸开车。”
她吸了吸鼻子，把眼泪憋了回去。
林伯衡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嘴角那个弧度又出现了。
回到家，沈芸做了一桌子菜，比高考前那天还丰盛。红烧肉、糖醋排骨、清蒸鲈鱼、蒜蓉西兰花、番茄蛋花汤——和第一天到家时做的一模一样。
“妈，这些菜你第一天就做过。”
“是啊，那是你回家的第一天，这是你高考结束的第一天，都是值得庆祝的子。”
她举起手里的水杯——她不让喝酒，说“你还没到喝酒的年龄”。
“来，杯！”
“杯。”
水杯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
我喝了一口水，看着对面的沈芸和林伯衡。
沈芸的眼睛红红的，但一直在笑。林伯衡的表情没什么变化，但他吃菜的速度明显慢了——他在拖延时间，想让这顿饭吃得更久一些。
窗外，院子里的桂花树在夜风中轻轻摇晃，新长出的叶子沙沙作响，像是在低声说着什么。
我放下筷子，看着窗外。
夏天来了。
高考成绩出来的那天，是六月二十三号。
沈芸从早上就开始紧张，手机不离手，每隔几分钟就看一眼时间。她不敢查，让我自己查，但又不肯离开，站在我身后，两只手攥在一起，指节泛白。
我登录了查分网站，输入准考证号和身份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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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两秒钟里，我想了很多事情。
我想到了孤儿院的那间小教室，老师在黑板上写着公式，我在下面抄笔记，粉笔灰落了一肩膀。
我想到了沈妄的办公室，他把合约推到我面前，钢笔在纸上划过，发出沙沙的声音。
我想到了刘培德的诊所，探头在我的口滑动，显示屏上出现了一颗跳动的心脏。
我想到了陈屿白的办公室，他看着我，说“你是我见过的最不像是十八岁的十八岁”。
我想到了温时吟的病房，心电监护仪发出长长的“嘀——”声，然后安静了。
我想到了林伯衡求来的那个符，红色的布袋，绣着一个“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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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672。
语文：128
数学：145
英语：139
文综：260
我盯着屏幕上的数字，看了五秒钟。
沈芸在我身后，呼吸声变得又急又重。
“多少？”她的声音在发抖。
“672。”
“672？”她重复了一遍，像是没有听懂这个数字的含义。
“672。”我又说了一遍。
她尖叫了一声。
那声尖叫又高又尖，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灵魂。她捂着嘴，眼泪刷地就下来了，整个人蹲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
林伯衡从楼下跑上来，手里还拿着浇花的水壶。
“怎么了？怎么了？”
“672！”沈芸哭着喊，“昭昭考了672！”
林伯衡手里的水壶掉在了地上，水洒了一地。
他站在门口，看着我，又看看屏幕上的数字，嘴唇哆嗦了好几下，最终只说出了一个字：“好。”
就一个字。
但那个字里装的东西，比一万句话都多。
我坐在椅子上，手还放在鼠标上，看着屏幕上的数字，忽然觉得有些不真实。
672分。
上辈子，我没有参加高考。
这辈子，我考了672分。
这个分数，足够上国内任何一所医学院的心外科专业。
我拿起手机，给陈屿白发了一条消息：“672。”
他秒回：“恭喜。但这不是惊喜，这是必然。”
我笑了。
然后我给方侦探发了一条消息：“方哥，672。”
他回了一个大拇指，然后又发了一条：“沈妄知道了。他在看守所里订阅了高考资讯，你的分数他比你还早知道。”
我的手指在屏幕上停了一下。
“他什么反应？”
“不知道。但听说他那天没有吃晚饭。”
我放下手机，看着窗外。
六月的桂花树已经长满了叶子，绿油油的，在阳光下闪着光。树下，林伯衡的水壶倒在地上，水已经渗进了泥土里，浇灌了那一小片土地。
沈芸还蹲在地上哭，哭得满脸是泪，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哭得像她这辈子从来没有哭过一样。
我蹲下来，抱住她。
“妈，别哭了。”
“我、我控制不住……”
“那就哭吧，哭完了我们出去吃饭。”
“好……”她一边哭一边点头，哭得更大声了。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去了一家很普通的餐厅，吃了很普通的一顿饭。
没有开香槟，没有喊朋友，没有发朋友圈。
就是三个人，四菜一汤，安安静静地吃了一顿饭。
但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饭。
不是因为菜好吃。
是因为对面坐着的人，是我等了十八年才等到的。
填报志愿的那天，我没有犹豫。
第一志愿：华西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心外科方向），八年制本博连读。
第二志愿：同济医科大学，临床医学。
第三志愿：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
沈芸看到我的志愿表，沉默了很久。
“八年，”她说，“好久。”
“嗯。”
“你会很辛苦。”
“我知道。”
“你确定？”
“确定。”
她没有再问。
林伯衡坐在旁边，看着志愿表，说了一句：“华西在成都，离家很远。”
“嗯。”
“你妈妈会想你的。”
“我会回来的。放假就回来。”
他点了点头，把志愿表还给我。
我点击了“提交”按钮。
屏幕显示：志愿填报成功。
我把电脑合上，靠在椅背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八年的路，很长。
但我知道自己能走完。
因为我已经走过更长的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