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录取通知书到了。
沈芸从快递员手里接过那个大红色信封的时候，手抖得几乎拿不住。她站在门口，拆信封拆了足足两分钟——不是因为难拆，是因为她舍不得拆，想把这个过程拉得长一点。
通知书是华西医科大学寄来的，上面写着：
“林昭昭同学，经审核，你已被我校临床医学专业（八年制本博连读）录取。请于九月一前到校报到。”
沈芸把通知书翻来覆去看了十几遍，然后把它贴在心口，闭上眼睛，像是在确认这不是一个梦。
“妈，这是真的，你不用一直确认。”
“我知道是真的，但我就是想多看几遍。”
她把通知书小心地放回信封里，然后放进了一个透明的文件袋，然后又把文件袋放进了她的包里，拉上拉链，拍了拍。
“我帮你收着。”
“好。”
开学前的那段时间，沈芸变得很忙。
她给我买了很多东西——新衣服、新鞋子、新书包、新被子、新床单、新毛巾、新牙刷、新水杯。她像一只准备过冬的松鼠，把能想到的东西全都囤了一遍。
“妈，这些东西成都都能买到。”
“我知道，但我就是想给你买。”
我由着她。
她需要这种忙碌来缓解即将到来的分离焦虑。我知道她很担心——担心我一个人在成都生活不习惯，担心学医太辛苦，担心我照顾不好自己。
她担心的这些事情，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
一个在孤儿院长大的人，不会不习惯一个人生活。
但我不想跟她说这些，因为说了她只会更难过。
林伯衡在出发前两天，把我叫到了书房。
书房是他一个人的领地，平时很少让人进去。墙上挂着几幅字画，书架上摆着整整齐齐的书，桌上放着一盏老式的台灯，灯光是暖黄色的。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银行卡，放在桌上。
“这是给你的。”
“我有钱。沈妄给的那一千万还剩很多。”
“那是他的钱。这是我的钱。”
他看着我的眼睛。
“你是我的女儿，我不能让他的钱养你。”
我沉默了一会儿，拿起了那张卡。
“密码是你生。不是孤儿院登记的那个，是你真正的生——三月十七。”
三月十七。
我真正的生。
上辈子，我一直过的是孤儿院给我登记的生——八月二十三。那是被扔在门口的子，不是出生的子。
“你怎么知道我的生？”我问。
“你妈记得。她记得每一个细节——你出生的时间、体重、身长、哭声有多大、眼睛是什么颜色。她从来没有忘记过。”
我把银行卡攥在手心里，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膝盖。
“爸，”我说，“谢谢。”
他伸出手，在我的头顶上轻轻地拍了两下。
动作很轻，像怕拍碎什么。
“到了那边，好好读书。”
“好。”
“有事就打电话。”
“好。”
“钱不够就说。”
“好。”
他点了点头，站起来，走出了书房。
我坐在书房的椅子上，看着那盏老式的台灯。灯光是暖黄色的，照在桌面上，把木纹照得清清楚楚。
这张桌子，他用了很多年。
桌上有一道浅浅的划痕，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留下的。
我伸出手，摸了摸那道划痕。
然后我把银行卡放进口袋里，站起来，关了灯，走出了书房。
八月三十一号，出发的子。
沈芸凌晨四点就起来了，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她做得很慢，每一样都做得极其用心，像是在用做饭来拖延时间。
吃完早餐，林伯衡开车送我去机场。
沈芸坐在后座，和我并排。她一路上话很少，但手一直握着我的手，握得很紧，像是怕我一松手就会消失。
到了机场，换了登机牌，托了行李。
我在安检口停下来。
“妈，我进去了。”
沈芸站在安检线外面，嘴唇抿得紧紧的，眼眶红红的，但没有哭。
“到了给我打电话。”
“好。”
“每天都要打。”
“好。”
“吃好一点，别省钱。”
“好。”
“天冷了要加衣服，别臭美。”
“好。”
她看了我几秒，然后伸出手，帮我整了整衣领。
“去吧。”
我转过身，走进了安检口。
回头的时候，沈芸站在原地看着我，林伯衡站在她身后，一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我朝他们挥了挥手。
沈芸也朝我挥了挥手。
然后我转过身，走进了候机厅。
飞机起飞的时候，窗坐着，看着窗外的城市越来越小，越来越远。
高楼变成了火柴盒，公路变成了细线，汽车变成了蚂蚁。
然后云层遮住了一切，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
在座椅上，闭上眼睛。
脑海里浮现出上辈子的最后一天。
那天的天气很好，阳光透过病房的窗户照进来，落在白色的床单上。沈妄站在床边，穿着白大褂，戴着橡胶手套。
他说：“这身子本就是她的，你该知足了。”
然后刀锋落下。
我猛地睁开眼睛。
窗外的云层还在，白茫茫的，无边无际。
我的心脏在腔里跳动着，稳健的，有力的。
我还活着。
我坐在飞机上，去成都，去读医学院，去学心外科。
去成为一个救别人命的人。
而不是被别人当作工具去救另一个人的命。
我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林伯衡给的符，红色布袋，绣着一个“安”字。
一个是沈芸在出发前偷偷塞给我的小纸条，上面写着：“昭昭，你是妈妈这辈子最大的骄傲。”
我把两个东西攥在一起，贴在口。
飞机穿过云层，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我的脸上，暖暖的。
我笑了。
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但这次不是难过的眼泪。
是释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