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音是在搬家的第三天。
她提前一个小时到了录音棚。棚在朝阳区的一个文创园里，是一个专门做广播剧和有声书的公司。她站在门口，看着那扇玻璃门，门上有公司的logo，是一个卡通话筒。她深吸了一口气，推门进去。前台是个年轻女孩，扎着马尾，看到她进来，问：“你好，找哪位？”
“我是来试音的，约了下午两点。”
“哦，温以凡是吧？你等一下，导演还没到。你先在休息区坐一会儿。”
她坐在休息区的沙发上。沙发是布艺的，灰色的，很软，坐上去整个人陷进去。她不太习惯在地下室里，她没有沙发，只有一把折叠椅，坐垫已经塌了，坐上去硬邦邦的。她坐在软绵绵的沙发上，觉得身体在往下沉，像陷进沙子里。她不太喜欢这种感觉。太软了，没有支撑，让她觉得不稳。她坐直了，把背挺起来，双脚踩在地上。这样好一点。
她拿出手机，打开备忘录，看了一眼自己整理的台词笔记。她在每一句台词下面都写了备注“没关系：停顿0.5秒，语气平淡，像在笑”“你在外面好好的：‘好好的’放慢，咬字清晰，像叮嘱”“家里有我：‘我’字气声，轻，像陈述”。她看了两遍，关掉备忘录，把手机放进口袋里。然后她闭上眼，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第一句，停顿，语气，放慢，气声。她过了三遍，确认每一个细节都记住了。然后她睁开眼，等着。
等了大概二十分钟。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女人从里面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温以凡？进来吧。”
她站起来，跟着那个女人走进录音棚。棚不大，比她在网上看到的那些专业棚小一点，但比她的地下室大多了。墙上贴满了深蓝色的吸音板，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门是加厚的隔音门。棚的正中央立着一支麦克风，纽曼U87，和她三年前试音时看到的那支一样。她站在麦克风前面，看着那支话筒，想起了三年前。三年前，她第一次走进专业的录音棚，被导演说“基本功不行”。她走出门的时候，脚步很轻，轻到几乎没有声音，走得很快，快到像是在逃。今天她不会逃。
导演进来了。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短发，圆脸，穿着一件黑色的卫衣，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她坐在玻璃隔断后面的控制室里，面前是一台调音台和两个监听音箱。她打开话筒，声音从耳机里传出来：“温以凡？”
“对。”
“林晓禾推荐你来的。她说你的哭腔很好。”
“谢谢。”
“别谢我，试音过了再谢。准备好了吗？”
“好了。”
“开始吧。”
她深吸了一口气，把嘴唇贴近麦克风。
第一句：“妹妹，你什么时候回来？”
她念得很平，没有情绪起伏，像在问一个普通的问题。但她在“回来”两个字后面加了一个很轻的气声，像是一个没有被说出来的“我想你了”。导演没有说话，没有喊停。
第二句：“没关系，你在外面好好的，家里有我。”
她念了。停顿0.5秒，语气平淡，像在笑。“你在外面好好的”“好好的”放慢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家里有我”“我”字气声，轻，像陈述。念完之后，她停了一下，等导演说话。
导演没有说话。沉默了三秒。然后导演说：“最后那句‘家里有我’，你再念一遍。不要气声，用实声。”
她愣了一下。用实声？她之前所有的准备都是基于“我”字气声的。她觉得气声更能表达那种“我在撑着”的感觉。但导演说用实声。她没有问为什么。她点了点头，重新把嘴唇贴近麦克风。
“家里有我。”她用实声念了。“我”字不是气声，是实的，有力量的，像一颗钉子钉进墙里。不是“我在这里”的陈述，是“我在这里”的宣告。念完之后，她等着导演说话。
导演又沉默了三秒。然后说：“再来一遍。‘没关系’不要停顿，直接接‘你在外面好好的’。”
她念了。“没关系你在外面好好的，家里有我。”没有停顿，“没关系”和“你在外面好好的”连在一起，像是一口气说出来的，没有犹豫，没有挣扎。但“家里有我”还是实的，有力量的。念完之后，她听到导演在控制室里说了一句“嗯。”不是“嗯”的肯定，是“嗯”的“我知道了”。她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好，可以了。”导演说，“回去等通知。”
她走出录音棚的时候，脚步很轻不是“逃”的轻，是“不打扰别人”的轻。她走得不快，慢慢走的，每一步都踩实了再抬脚。走出公司大门的时候，她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扇玻璃门。门上有公司的logo，是一个卡通话筒。她看着那个logo，想起了三年前。三年前她走出那扇门的时候，走得很快，快到像是在逃。今天她没有逃。她站在那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不管结果如何。
她走到地铁站，刷卡进站，站在站台上等车。站台上人不多，一个戴耳机的年轻人在摇头晃脑，一个拎着公文包的中年男人在看手机，一个老太太坐在长椅上打瞌睡。她站在黄线后面，看着轨道尽头的黑暗。那黑暗里有一个声音在靠近地铁的风压先于车头到达，吹得她的刘海往后飘。风里有铁轨摩擦的金属声，有车轮碾过的震动声，有空气被压缩的低频嗡鸣。她听着这些声音，想起了他。他在做声音。他能用芹菜做骨折的声音，用果冻做血包爆开的声音，用湿毛巾和筷子做骨头碎裂的声音。他能听到别人听不到的频率空调室外机的低频共振，光灯镇流器的交流电嗡鸣，楼下马路上货车发动机的转速。他能听到那些声音，但他也听到了一个不该听到的声音耳鸣。那个声音在他耳朵里响了七年，从十六岁到二十三岁。他一个人撑着，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不想成为负担。和她一样。
地铁来了。她上了车，找了一个靠门的位置站着，扶着扶手。车门关上了，发出“嘀嘀嘀”的提示音，然后“咔嗒”一声关紧。列车启动了，窗外的灯光一盏一盏地往后退，快得看不清。她看着窗外，看着那些模糊的光影，想起了搬家那天。她坐在出租车上，窗外的灯光往后退，她说“这一次，我不会再逃了”。她说了，她做到了。她搬了家，住了有窗户的房间，吃了成都小面馆的面，参加了试音。她没有逃。
但她还是没有去找他。不是不想，是不知道该怎么找。她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不知道他的公司在哪条街，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不知道他的微信。她只知道他叫江述，做拟音的，耳朵不好，在朝阳区。朝阳区很大，有几百个小区，几千栋楼，几万户人家。她要在里面找到他，像在一座森林里找一棵树。但她不在乎。她不是在找他，她是在等。等一个时机，等一个机会，等她准备好了。等她不再是那个住在地下室里吃泡面的女孩，等她不再是那个卡里只剩八百块的女孩，等她不再是那个“基本功不行”的女孩。等她也足够好。好到可以站在他面前，对他说“你好，我叫温以凡”，不用心虚。
她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来。也许明天，也许下个月，也许永远不会。但她会等。像他等了她十三年一样。她在等。
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她打开门，打开灯。灯是普通的LED灯，暖白色的，不是6500K的冷白光。暖白色的光照在白色的墙上，照在木地板上，照在那张光秃秃的床垫上。她站在门口，看着这个房间。住了三天了，墙还是白的，地板还是木的，窗户还是朝南的。但多了一些东西桌上多了三本书和一个笔记本，衣柜里多了几件衣服，枕头旁边多了一个MP3。这是她的房间。她的。
她走到窗户前面，往外看。对面那栋楼的窗户里亮着灯，橘黄色的、白色的、蓝色的，一格一格的，像一栋发光的大楼。楼下的路灯亮了，照着那棵光秃秃的银杏树。路灯是橘黄色的，照在银杏树的枝上，把灰色的树枝染成了棕色。她看着那棵银杏树，想着春天的时候它会发芽。她会看到。她会在这里，看到它发芽。
她坐到床上，拿起枕头旁边的MP3。银色的外壳，磨得发白。她没有听，只是把它握在手心里。银色的外壳被她的手掌握热了，变得温温的。她握着它，想起了他说的话“我会等你的”。她在等。等他不再需要躲在角落里吃药，等他不再用食指按住左耳，等他不再一个人撑着。等他抬起头。
她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来。但她知道一件事她不会再逃了。不管等多久，不管试音过没过，不管基本功行不行，不管卡里还剩多少钱。她不会再逃了。她在这里，在有窗户的房间里，在离他几公里的地方，在阳光会照进来的地方。她在。
她把MP3放在枕头旁边，躺下来。床垫“咯吱”了一声不是折叠床那种尖锐的“咯吱”，是弹簧的、闷的、钝的“咯吱”。她侧过头，看着枕头旁边的MP3。银色的外壳在路灯的照射下反着光，很亮，像一颗小小的星星。她对着那颗“星星”说了一句话，声音比之前大了一点，大到她能听清每一个字。
“这一次，我不会再逃了。”
她说完了。房间里很安静，安静到能听到窗外的风声，安静到能听到楼下有人走路的脚步声，安静到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在这些声音的下面，她听到了另一个声音从十三年前的成都夏天传过来的，穿过一千多公里的距离，穿过十三年的时间，穿过地下室的墙和天花板，穿过泡面碗和麦克风，穿过所有的“不敢”和“不能”。那个声音说：“我会等你的。”她回答：“我在。”
她闭上眼。在窗外的风声里，在楼下路人的脚步声里，在自己的呼吸声里，在MP3的余音里，她慢慢沉入睡眠。明天她还会起来。会吃一碗成都小面馆的素椒杂酱面，会坐在有阳光的窗户前面录有声书，会等试音的结果，会对着镜子练口部。她还是会被导演说“基本功不行”，还是会笑着说“没关系”。但这一次，她不再逃了。她在这里。
在记账本上，“租房押金”后面那个“述”字旁边，墨水洇开的那个小墨点，像一颗种子。它在那里，等着发芽。和窗外的银杏树一样。春天的时候，它会发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