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响的时候，温以凡正在算账。
她坐在床上，后背靠着墙，膝盖上摊着一个笔记本。笔记本是那种最普通的横线本，封面是一只卡通小猫，边角已经卷起来了，纸页上有一些水渍，是有一天她喝水的时候洒上去的，了之后纸面皱皱的，像被揉过的皮肤。
她翻到新的一页，在上面写了几行字。
房租：1200
水电：80
话费：50
交通：120
吃饭：300
总计：1750
她看着这行数字，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拿起手机，打开银行APP。
屏幕亮起来，显示余额：821.50元。
八百二十一块五毛。
今天是四月十三号。距离发工资还有十七天。
她这个月的收入来自那本有声书，一千字八十块，她录了三万字，到手两千四百块。扣掉平台抽成，扣掉税费，到手一千六百多。加上上个月剩的一点，勉强够交房租和水电。
剩下的，就是这八百二十一块五毛。
她盯着屏幕上的数字，看了大概十秒钟。然后关掉APP，把手机放在床上，重新拿起笔记本，在“吃饭：300”后面加了一个括号，写上“泡面”。
三百块吃一个月，一天十块。一碗泡面三块五，一天三顿，十块五。刚好。如果加一火腿肠，就要超预算了。
所以她不加。
泡面就是泡面，红烧牛肉味的，碗装的，一次买一箱，一箱十二碗，四十二块，可以吃四天。一箱吃完再买一箱，一个月买七箱，两百九十四块。剩下的六块可以买一瓶老妈，拌着吃，辣一点，没那么腻。
她已经吃了两个月的泡面了。早上泡面，中午泡面，晚上泡面。泡面的味道她已经分不清了，红烧牛肉、香菇炖鸡、老坛酸菜，吃起来都一样。咸的，油的，辣的。吃第一口的时候觉得香，吃第三口的时候觉得腻，吃到碗底的时候觉得胃里有一层油糊着，像什么东西堵住了。
但她不觉得苦。
不是逞强，是真的不觉得。从小到大，她吃过的苦比泡面多多了。六岁没了父亲，八岁跟着母亲搬家，十四岁出去打工，二十岁一个人来北京。
泡面算什么？泡面至少是热的，至少是咸的，至少吃完之后胃里是满的。
她不怕吃泡面，她怕的是吃了泡面之后，还是录不好。
她怕导演说“你基本功不行”。怕试音被否。怕永远只能接一千字八十块的活儿。怕一辈子住在地下室里，没有窗户，没有阳光，只有一支二手的麦克风和一台风扇声音很大的笔记本。
她怕自己不够好。怕自己追不上别人。怕自己让母亲失望。怕自己对不起那个旧MP3里存着的、十三岁的江述说的那句“我会等你的”。
她合上笔记本，放在枕头旁边。然后她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微信。
没有新消息。导演没有找她，平台没有找她，没有人找她。她的微信对话框里，最上面一条是母亲昨天发来的：“凡凡，早点睡。”
她回了一个“嗯”。
她把手机放下，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水。水是凉的，凉水从喉咙滑下去，凉凉的，像什么东西在心里凝固了。
手机响了。
屏幕上显示“妈”。
她看着这两个字，手指在接听键上悬了一秒，然后按下去。
“妈。”
“凡凡，在啥子？”
母亲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带着成都女人特有的爽利。不是那种软糯的、轻声细语的，是那种中气很足的、像是在跟对面楼的人喊话的。温秀英在社区卫生院了二十年，跟病人说话习惯了大声，打电话的时候也改不了。
“没啥，刚吃完饭。”她说。
她没有说吃的是泡面。
“吃的啥子？”
“炒了个菜，西红柿鸡蛋。”她随口编了一个。
西红柿鸡蛋是她最会做的菜，也是唯一一个她能说得出口的菜。
“你自己做的？”
“嗯。”
“那你拍个照片给妈看看。”
她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
“手机摄像头坏了，拍不了。”她说。
这个谎撒得很自然，因为她已经撒过很多次了。每次母亲让她拍吃的、拍住的、拍自己，她都说摄像头坏了。摄像头没有坏，只是她不能让母亲看到泡面碗和地下室的水泥墙。
“那你去修一下嘛。”
“懒得修，反正也用不上。”
母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像是在消化这个回答。然后她说：
“凡凡，钱够不够花？妈给你转点。”
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扔进了她心里那潭看似平静的水里。她的手指在膝盖上蜷缩了一下，指甲掐进掌心，但没有用力到疼的程度。
“够。”她说。
“你上次说接了一本书，稿费发了吗？”
“发了。”
“多少？”
“够花了。”
“凡凡，妈问你你就说嘛。”母亲的声音里有一丝焦急，不是那种质问的焦急，是那种“我担心你但你不让我担心”的焦急。
“真的够。房租交了，水电交了，吃饭的钱也有。你别担心。”
她没有撒谎。房租确实交了，水电确实交了。吃饭的钱也有，三百块，刚好够买一箱半泡面加一瓶老妈。
只是她没有说“吃饭的钱”是三百块，没有说三百块能吃一个月，没有说她卡里只剩八百二十一块五毛，距离发工资还有十七天。
她不能告诉母亲。不能让母亲知道她住在地下室里，不能让母亲知道她吃了两个月的泡面，不能让母亲知道她的卡里只剩八百块。
母亲在成都，一个人，工资不高，身体也不好。上次母亲生病住院，是找亲戚借的钱，还了两年才还清。
她不能再让母亲为她花钱了。不能。
“凡凡，你不要太省了。你一个人在北京，要吃好点，身体要紧。”
“我吃得好，你别担心。”
“你每次都这么说。”
“因为是真的。”
母亲又沉默了一会儿。电话那头的背景音里有电视的声音，是某个电视剧的片尾曲，她听不出来是哪一部。还有锅铲碰铁锅的声音，母亲在做饭。
她听到那个声音，突然觉得喉咙里堵了什么东西。
不是泡面噎的，是别的什么。
是那种“我妈在做饭，我在吃泡面”的堵。
是那种“我妈问我钱够不够花，我说够，其实不够”的堵。
是那种“我妈在成都，我在北京，隔了一千多公里，她担心我，我骗她”的堵。
她没有让那个“堵”变成声音。她咽了一下口水，把它压回去了。
“妈，你身体怎么样？”她问。
“好着呢。你不用担心我，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血压还高不高？”
“有点高，但吃着药呢，稳起的。”
“你少吃点盐，医生说的。”
“晓得了晓得了，你比我还啰嗦。”母亲笑了一下。
她能听出那个笑不是开心的笑，是那种“我不想让你担心所以笑一下”的笑。她太熟悉这种笑了，因为她自己也是这样笑的。
“凡凡，妈问你个事。”
“啥子事？”
“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有个旧MP3，银色的那个，是你爸给你买的。”
她的手指停住了。
不是停在半空，是停在了某个动作的中途，她的右手刚从水杯上移开，正在去拿床头的纸巾，手指触到了纸巾的包装袋，但没有捏紧。就那样停着。
“记得。”她说。
“那个MP3里头，是不是存了一段录音？一个男孩的声音。”
她没有说话。她的手指从纸巾袋上收回来，搭在膝盖上，指尖微微蜷曲。
“妈前几天收拾屋子，翻到了一些旧东西。有你小时候的照片，还有那个MP3的充电线。妈就想着，那个MP3里头的声音，听着像隔壁江家的小子……”
“妈。”
她打断了母亲。声音很轻，很平，像在说一件不重要的事。但她自己知道，这个“妈”字说出口的时候，她的喉咙紧了一下。
“我要去练声了。”
“现在？”母亲愣了一下，“都几点了？”
“晚上安静，练声效果更好。”
“那你……”
“妈，我先挂了。你早点睡。”
她没有等母亲回答。她按了一下屏幕上的红色按钮，通话结束了。
屏幕上显示“通话结束”，通话时长七分钟四十二秒。她看着这串数字，看了大概五秒，然后把手机翻过去，屏幕朝下，扣在床上。
房间安静了。
不，不是安静。是只剩下水管里“咕噜咕噜”的水声，楼上偶尔传来的脚步声，和地下室里恒定的、低沉的、像呼吸一样的安静。
她没有去练声。
她坐在床上，后背靠着墙，膝盖蜷起来，两只手搭在膝盖上。她的手指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那句没有说完的话。
“听着像隔壁江家的小子……”
江家的小子。江述。
她的母亲听出了那个声音。二十年了，那个MP3里的录音，母亲听出了他的声音。而她——她从来不需要“听出”，因为她从来没有忘记过。
那个声音在她的MP3里存了十三年，在她的记忆里存了更久。十三岁的江述，变声期之前的、清澈的、带着少年气息的声音。
他说“你说话的时候，我觉得很安静”。
他说“你走了之后，院子里变得很吵”。
他说“我会等你的”。
她伸出手，摸到床头的纸箱，打开盖子。
纸箱里装着那些旧东西，几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笔、一个旧MP3。她的手指碰到MP3的时候停了一下，然后把它拿了出来。
银色的外壳，磨得发白，边角有几道划痕，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磕的。屏幕上的字已经看不清了，但还能开机。
她按了一下开机键，屏幕亮了，发出幽幽的蓝光。电量还剩一格，上次听完之后忘了充电，但这一格应该够听几遍。
她把耳机上去，塞进耳朵里。
她翻到播放列表。里面只有一段录音，文件名叫“录音001”，时长四十七秒。
她按下播放键。
“你好，我是江述。”
他的声音从耳机里传出来。第一句的时候，她的眼眶就热了。
不是想哭，是那种“你等了这个声音很久，它终于来了”的热。像是冬天走进一间有暖气的房间，冷了很久的皮肤突然被热空气包裹，不是疼，是麻。
“我在用我的录音机录这段话。这个录音机是我爸给我买的，很厉害，可以录很多声音。”
她闭上眼，靠在墙上。
地下室的墙是凉的，水泥的，没有刷漆，光秃秃的。凉意从后脑勺传过来，沿着脊椎往下走，走到肩膀，走到腰，走到手指尖。
但她的耳朵是热的。
耳机里的声音像一条温水做的线，从耳朵里穿进去，沿着听神经走，走到大脑，走到心脏，走到全身。
“我录了蝉鸣、录了风扇、录了冰箱、录了电视。但我最想录的是你的声音。”
她的嘴唇动了一下，但没有发出声音。
她在心里跟着念了一遍，“我最想录的是你的声音。”
十三岁的江述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没有起伏，像在陈述一个事实。但她知道那不是陈述。那是他能说出来的、最接近“我想你”的话了。
十四岁的男孩，不会说“我想你”，不会说“你别走”，不会说“我喜欢你”。他只会说“我最想录的是你的声音”。
然后说
“你说话的时候，我觉得很安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安静。”
她把脸埋在膝盖里。
耳机线被扯了一下，但耳机没有掉出来。她保持着这个姿势，听着他继续说。
“你走了之后，院子里变得很吵。不是真的吵，是少了你的声音之后，其他的声音都变吵了。”
她听到了。她听到了他声音里的那个东西，不是悲伤，不是难过，是那种“少了什么”的空。
像一首歌少了一个声部，像一碗面少了一把盐，像一间屋子少了一扇窗。
不是没有了，是少了。少了之后，剩下的东西就不一样了。蝉鸣还是蝉鸣，风声还是风声，电视声还是电视声，但它们加在一起，也不是原来的那个院子了。
因为少了一个人的声音。
“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会等你的。”
最后这句话，他说得很慢。“你什么时候回来”六个字，中间有一个停顿，在“时候”和“回来”之间，像是一个犹豫，像是一个不确定。
然后“我会等你的”这四个字说得很稳，很平，没有犹豫。像是在做一个承诺，又像是在对自己说一件必须做到的事。
录音结束了。四十七秒。
她按下播放键，又听了一遍。
四十七秒。
又听了一遍。
四十七秒。
又听了一遍。
她听了不知道多少遍。耳机里的声音已经刻进了她的脑子里，不需要播放她也能背出来。每一个字的音调，每一个停顿的长度，每一个气息的转折。她都知道。
但她还是想听。
不是因为怕忘记，是因为听了之后，她觉得不孤单。
在这个地下室里，在这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在这个一千多公里外的城市里，有一个声音在对她说“我会等你的”。虽然那个声音是十三年前录的，虽然说这句话的人可能已经不记得她了，虽然她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变成了什么样子。
但那个声音还在。
存在这个旧MP3里，存在她的记忆里，存在她最深的、最柔软的、最不愿意给别人看的地方。
她把MP3关掉，但没有摘下耳机。
她就那样戴着耳机，耳机里是安静的，只有一点底噪，那种很轻的“嘶——”声，是MP3在播放空白录音的时候自然产生的。那个声音很小，小到几乎听不到，但她没有摘下来。
因为那个“嘶——”声让她觉得MP3还开着，让他还在。
像一盏灯，关了之后灯丝还是热的，你把手放在灯罩上，能感觉到那一点点余温。
她不知道过了多久。可能十分钟，可能半个小时。她就那样坐着，后背靠着墙，膝盖蜷起来，耳机塞在耳朵里，听着MP3的底噪。
然后她把耳机摘下来，把MP3的屏幕关掉，放回纸箱里。
她没有盖上盖子，她把盖子开着，放在床头的那个位置，伸手就能够到的地方。
她躺下来，朝右侧躺，把被子拉到下巴。
折叠床“咯吱咯吱”地响了几声，然后安静了。
地下室里很安静，安静到能听到水管里的水在流，安静到能听到楼上有人的脚步声，安静到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
她看着天花板。地下室里没有窗户，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灯座的位置延伸到墙角，像一个分叉的闪电。
和她在成都大杂院里那间房子的天花板上的裂缝，一模一样。
不，不是一模一样，那道裂缝是横着的，这道是竖着的。
但她看着这道裂缝，想到的是那道裂缝。想到的是那个院子，那棵不知名的树，那扇蓝色的门，那个坐在小板凳上听录音机的男孩。
他说“我会等你的”。
她不知道他等了多久。一个月？一年？还是只等了几天，就把这件事忘了？
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她走了之后，没有回去过。没有写信，没有打电话，没有发消息。她消失了，像一颗石子扔进水里，沉到底，没有浮上来。
她不是不想回去。是回不去。
母亲生病，家里没钱，她去外地打工。十四岁的她能做什么？在餐馆洗碗，在超市理货，在服装店看店。一个月赚几百块，寄回家给母亲看病。她没有时间想“回去”，没有钱买一张回成都的火车票。
她只能把那个MP3塞在书包的夹层里，在睡不着觉的晚上，把耳机塞进耳朵里，听一遍，再听一遍。
然后她长大了。
二十岁，来了北京。她可以做配音了，可以赚钱了，可以养活自己了。
但她还是没有回去。
不是因为回不去，是因为不敢。
不敢让他看到现在的她，一个没有科班出身的、基本功不行的、住在地下室里的、吃泡面的、卡里只剩八百块的女孩。
她不想让他看到这个。她想让他记住的，是那个扎着羊角辫的、举着冰棍的、笑得露出两颗门牙的小女孩。
而不是现在这个，圆脸、酒窝、眼睛有点红、嘴唇有点、下巴上有一颗痘的、疲惫的、普通的女孩。
她翻了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
枕头上有洗衣粉的味道，是她上周洗的。洗衣粉是超市里最便宜的那种，散装的，五块钱一斤，味道很冲，闻多了鼻子不舒服。
但她闻着这个味道，觉得安心。因为这是她的味道，是她一个人的味道。在这个地下室里，在这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在这个一千多公里外的城市里，她至少还有这个味道。
还有一支二手的麦克风，一个存着四十七秒录音的旧MP3，一句“我会等你的”。
她伸出手，摸到床头的纸箱，手指探进去，碰到MP3的外壳。她没有拿出来，只是碰了一下，像碰一个确认。
“你还在吗？”
“在。”
然后她把手缩回来，放在被子下面。
她闭上眼。
在MP3的余音里，在洗衣粉的味道里，在地下室的安静里，她慢慢沉入睡眠。
明天她还会起来。还会对着镜子练。还会录那些一千字八十块的有声书。还会被导演说“基本功不行”。还会笑着说“没关系”。还会关上门之后继续练。还会在睡觉之前，把手伸进纸箱里，碰一下那个MP3。
因为她知道，那个声音在那里。
一直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