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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农村

法国在世界大战以前，原是偏重农业的国家，自世界大战以后，利用赔款所得及所取得的各地的煤矿铁矿，对于工业才有比较激进的倾向，但是农业仍占很重要的位置，法国全国人口四千万人里面，仍有百分之四十，即一千六百万人是从事农业的。记者原想到农村里去看看，刚巧从前在意大利码头上走散的张心一君由德来法调查农村经济，便于 9月 25约同秦国献君同到凡尔赛附近的一带农村里去跑了一个整天。张君从前在美国专研农村经济，秦君在法国专研农村教育及农艺已有五年之久，记者此次观察农村，有两君做旅伴是再好没有的了。

我们先在凡尔赛农业研究院（L’institu des recherches agronomiques）里参观了一番。该院由农部设立，研究结果即由农业局实施于各农村，院的周围有八百亩地专供实验之用。院长系著名的农业教授调任的，亲出招待，说明颇为详尽。其中最使我感觉兴趣的是关于植物的病理研究，种种病状的解剖图形和模型，以及实验室里试验管中的种种病态研究，都令我感到我国内地大多数人民的疾病受到科学的研究和卫护的，”还远不及这些生长在科学比较发达的地方的植物！

其次参观的是国立格立农（Grignon ）试验场和附近的格立农国立农业专门学校（Ecole National d'agriculture ）。该试验场有一万亩的田地供试验之用，规模颇宏大，试验结果也由农业局实行传播于各处农村的实际工作上去。国立农业专门学校和这个试验场都设在农村，其影响于农业的改进都很大。该校有百余年的历史，于农业发明上有特殊贡献的教授，校里都替他们铸半身铜像，树立于校园旁，以资纪念。这种在学术上有真切贡献者的铜像，虽仅半身，却有它的特殊的价值。该校设备也颇完备，对畜牧尤多注意，虽在暑假期中，所养蓄的牛、羊、猪猡等等，仍看得到。它们的食料，都有一定的配合，开成“菜单”悬挂着，和我们在大菜馆里所看见的大菜单相似，不过还要精密些，因为每种“菜”都注明分量。上海话骂人做“猪猡 ”，听的人大概没有不勃然愤怒的，但是这里的“猪猡”都有合于科学方法的“菜单 ”，不能不说是“猪猡”里面也有阔绰的了！

法国农村的组织是以“村”为单位，他们叫做“Commune”，每村有村议会，由村议会选出“村长”（Maire）。四千万人口的法国，有五万余村长，平均每八百人便有一个村长。这种村长是没有薪水的，由原有职业的人兼任；村长之下，由农村小学的校长任书记（也可译为“事”），农村小学同时也就是“村政府”所在，书记有相当的薪俸。这样一来，农村小学很自然地成为农村里的重要的中心，农村小学和农村社会也很自然地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人口比较少的地方，农村小学就只夫妇两人担任，夫教男生，妇教女生，成为夫妇学校。后期小学里农艺新知识的灌输，则由农业局聘任专门教员到各村轮流施教。这种“村政府”所管的事情，是关于户籍（人口登记）、土地登记及表册、人事（如村民结婚时证婚，丧事须请村政府派人视察，儿童产生须报告登记等）、交通（如道路、邮电等）、教育（一部分经费由国家供给）、救济事务（如救济失业及其他慈善事业等），并有警察权。他们因一般人民的教育程度已比较的高，办事易有轨道可循，所以事务简单，除少数人口特多的地方，都不过有这样简单的组织。这种“村长”有一定的职权，虽区长有监督之权，却不能像我国区长之徒为官僚的爪牙，以在乡间刮地皮为天职，因为他们的村民监督得也很厉害。

法国的乡村无论怎样小，都有一个邮局，兼理电报和一个公用的电话，小的地方往往邮政局长同时就是邮差。他们的农村里面也有平坦的马路，也有电车，走的次数虽不及城市的多，大概是因为需要上不同的缘故。

我国的农村有茶馆，法国的小小农村里也有咖啡馆，规模当然比城市的简陋得多，只是一个小房间，里面放着几张桌子，几张椅子围着，可是也有白的台布，也还比较地净，柜台上一个中年妇人也还装饰得净净（指记者所进去过的一个农村咖啡馆而言）。记者和张、秦两君因为走得乏了，就也到这样的一个农村咖啡馆里去坐坐，另有农村的风味。张、秦两君大谈其中国农村问题，我除旁听高论外，常溜着我的眼珠旁观咖啡馆的周围和其中的乡间人物。

我们跑来跑去，看了所谓“村政府”——农村小学——之后，天渐渐黑暗起来了，继之以大雨，我们三个人在草原上、森林间逃难似的大踏步跑着。张君说这是法国的乡间，如在中国，也许我们的皮鞋上已踏得满鞋的泥浆了！最后由秦君引到一个他从前认识的农家里，一对老夫妇，一个十六七岁的儿子，他们“旧雨重逢 ”，倒也谈笑甚欢。那个女主人徐娘半老，风韵犹存，拿着一瓶酒和几个玻璃杯出来，放在桌上，老不开瓶倒酒，我们在旁倒想快些喝几口以消冷气！后来秦君在皮包裹挖了半天，挖出一小包信封装好的中国茶叶送他们，那老头子才似乎受了什么灵感似的，赶速到桌旁把酒瓶开起来，我想这也是所谓礼尚往来吧。我们坐了一会，雨已停，便仍踏着湿的

道路，于夜色苍茫中跑了许多时候，才乘火车回到巴黎。

法国的农村土地已渐集中于大地主之手。受着世界不景气的影响，已渐有失业的，尤其是酒业，法国的中部及南部的农家，几乎家家种葡萄，葡萄酒为重要农产品，从前运销各国，现在卖不出去，陷入很困难的境地了。

：1933年 9月 29，记于巴黎

在法的青田人

关于在欧洲的我国的浙江青田人，记者在瑞士所发的通讯里，已略有谈及，到法后所知道的情形更比较地详细。这班可怜虫的含辛茹苦的能力，颇足以代表中国人的特性的特征！而眼光浅近，处于被侮辱和可怜的地位，其情形也不亚于一般的中国人。我每想到这几点，便不禁发生无限的悲感。

据熟悉青田人到欧“掌故”的朋友谈起，最初约在前清光绪末年，有青田人某甲因穷苦不堪（青田县为浙江最苦的一个区域，人民多数连米饭都没得吃），忽异想天开，带着一担青田所仅有的特产青田石，由温州海口而飘流至上海，想赚到几个钱以维持生活，结果很不得意，不知怎的竟得由上海飘流到欧洲来，便在初到的埠头上的道路旁，把所带的青田石雕成的形形式式的东西排列出来。欧人看见这样从未看见过的东西，有的也被唤起了好奇心，问他多少价钱，某甲对外国话当然是一窍不通，只举出几个手指来示意，这就含混得厉害了！有时举出两个手指来,主他也许是要索价两毛钱,而“阿木林”的外国人也许就给他两块钱。这样一来，他便不久发了小财。这个消息渐渐地传到了他的本乡，说贫无立锥之地的某某，居然到海外发了洋财了，于是陆续陆续冒险出洋的渐多，不到十年，竟布满了全欧！最多的时候有三四万人，现在也还有两万人左右，在巴黎一地就近两千人。最初虽不注意青田石的这项生意，而且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漏进来的，没有什么捐税，

我国的青田人才得从中取些小利，后来渐渐知道源源而来，便加上捐税，听天由命的中国人在这方面的生意经便告中断，但人却来了，自问回中国去还更苦，于是便以各种各色的小贩为生。他们生活的俭苦，实在是欧洲人所莫名其妙，认为是非人类所办得到的！现在巴黎的里昂车站（Gare de Lyon）的附近有几条龌龊卑陋的小巷，便是他们业集之处。往往合租一个大房间，中间摆一张小桌子，其余的地板上就是铺满着的地铺。穷苦和龌龊往往是结不解缘的好朋友，这班苦人儿生活的龌龊，衣服的褴褛，是无足怪的，于是这些地方的法国人便都避之若蛇蝎，结果成了法国的“唐人街”，法国人想到中国人，便以这班穷苦龌龊、过着非人生活的中国人做代表！有人怪这班鸠形鹄面的青田小贩侮辱国体，但是我们平心而论，若国内不是有层出不穷的军阀官僚继续勇猛的着“侮辱国体”的勾当，使民不聊生，情愿千辛万苦逃到海外，受尽他人的蹂躏侮辱，这班小百姓也何乐而为此呢？他们这班小贩这样说，每提箱奔跑叫卖，只须赚得到一个法郎（就法国说），就是等于中国的两毛钱，每月即等于中国的六块钱，倘能赚得到三个法郎，每月即有十八圆，这在他们本乡青田固不必想，即在今的中国，在他们这样的人，也谈何容易！所以他们情愿受尽外人的践踏侮辱，都饮泣吞声的活着，因为他们除此以外更想不到什么活路啊！

在巴黎的青田小贩所以会业集于里昂车站的附近，还有一个理由：因为他们大多是由海船来的，由马赛上岸到巴黎，这是必经的车站。这班人由中国出来，当然没有充足的盘川，都是拚着命出来的，到了马赛，往往腰包就要空了，尽其所有，乘车到里昂车站，到了之后是一个道地十足的光棍，空空如也，在马路上东张西望，便有先到的青田人（他们也有相当的组织）来招待他去暂住在青田人办的小客栈里，青田小贩里面也有发小财的移的有二三十万的家资），便雇用这种人去做小贩，他便从中取利。所以在这极艰苦的事情里面，也还不免有剥削制度的存在！这种小贩教育程度当然无可言，不懂话（指当地的外国语），不识字，不知道警察所的规章，动辄被外国的警察驱逐毒打，他们受着痛苦，还莫名其妙！当然更说不到有谁出来说话，有谁出来保护！呜呼中国人！这是犬马不如的我们的中国人啊！

这班青田人着牛马的工作，过着犬马不如的非人的生活，但是人总是人，疲顿劳苦之后也不免想到松动松动的娱乐。巴黎是有名的供人娱乐的地方，但在这班小贩同胞们，程度决够不上，无论咖啡馆也罢，跳舞场也罢，乃至公娼馆也罢，他们决没有胆量进去问津，于是他们里面比较有钱的人便独出心裁，开办赌场，打麻将抽头，精神上无出路的小贩们便都聚精会神于赌博，白天做牛马，夜里便聚起来大赌而特赌，将血汗得来的一些些金钱都贡献给抽头的老板们！这几个开赌场的老板们腰包里丰富了，便大玩其法国女人，一个人可包几个女人玩。最后的结果是小贩们千辛万苦赚得的一些血汗钱仍这样间接地奉还大法兰西！

这班可怜虫过的是不如犬马的生活，同时也是盲目的生活、无知的生活。往往因为极小的事情，彼此打得头破血流！前几个月里有因赌博时五十生丁（约等中国的一角钱）问题的极小事故，两个人大打其架，不但打得头破血流，竟把一个人打死了！法国警察发现了这个命案，当然要抓人，听说这个“打手”在同乡私店里多方躲藏，至今尚未抓到。

这班青田人有的由海船不知费了多少手续偷来的，有的甚至由西伯利亚那面走得来的，就好的意义说，这不能说他们没有冒险的精神，更不能说他们没有忍苦耐劳的精神，但是有这样的精神而却始终不免于“犬马”的地位，这里面的本原因何在，实在值得我们的深刻的思考。1933年 9 月 29，记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