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官，上回咱们说到翠花在腊月二十八那天，遇到了来大成小炒吃饭的沈越泽。那人尝了她的红烧肉，挑了一堆毛病，留下一张名片，说了一句“你的天赋很好，别浪费了”，就走了。
这句话在翠花心里转了一个月，转到正月初五那天，她终于下定决心——去省城，去找沈越泽，让他再尝尝她做的红烧肉。
可话说回来，这省城在哪儿，她不知道。“越泽餐饮”在哪儿，她也不知道。沈越泽还记不记得她，她更不知道。她就揣着两千块钱、一张名片、一张弟弟写的纸条，就这么去了。
列位，您说这是莽撞还是勇敢？
我说，都不是。这是一个女人被压了八年之后，头一回自己给自己做主。她不知道前头是沟还是路，但她知道——她不能再回去了。
那辆班车是早上七点从县城发的，到了省城，已经是下午两点了。
翠花从车上下来，站在汽车站的广场上，整个人都傻了。
她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大的地方。
县城的汽车站，就是一个院子，停着十几辆中巴车，一眼能望到头。省城的汽车站呢？那是一个广场，广场上乌泱泱的全是人，扛包的、抱孩子的、拉箱子的、举牌子的，人声鼎沸，跟赶集似的，可比赶集大了一万倍。
广场外面是马路，马路上跑的车多得数不清，小轿车、大货车、公交车，一辆接一辆，喇叭按得滴滴响。马路对面是高楼，一栋接一栋，高的有十几层，翠花仰着脖子看，看到脖子酸了还没看到顶。
她站在广场中央，背着那个编织袋，像一棵被风吹到城里的狗尾巴草，灰扑扑的，蔫头耷脑的，跟周围的一切都格格不入。
有好几个人从她身边经过，多看她两眼。有个小伙子甚至掏出手机偷偷拍了她一张——一个乡下女人，穿着洗得发白的棉袄，背着编织袋，站在省城汽车站的广场上，嘴巴微张，眼神茫然，像一只误入城市的麻雀。
翠花顾不上这些。她攥着那张名片，手心全是汗。
名片上写着“越泽餐饮集团”，可没写地址。她知道“越泽”两个字，可省城这么大，上哪儿找去？
她站在广场上想了半天，决定先找个地方落脚。
车站附近有不少小旅馆，门口写着“住宿”两个大字，有的还用红纸贴着“特价房三十元”。翠花找了一家最便宜的，一晚上二十五块，房间在一楼，没有窗户，只有一张床、一个小柜子、一盏灯泡。厕所和淋浴是公用的，在走廊尽头。
翠花交了钱，把编织袋放在床上，坐在床沿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她总算是到了。
可她到了之后该啥？她不知道。
她坐在床上发了会儿呆，忽然想起刘大成给她的那张纸条——他有个朋友在省城开出租，让她有事就找他。
翠花从口袋里翻出那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名字和一个电话号码：张建军。
她找了旅馆前台，借了电话，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好几声，那边接起来了：“喂，哪位？”
“您好，我是刘大成的朋友，叫翠花。刘哥让我来找您……”
“哦！大成的人啊！”那边的声音一下子热络起来，“你在哪儿呢？”
翠花报了旅馆的地址。张建军说：“你等着，我二十分钟到。”
果然，二十分钟不到，一辆绿色的出租车停在了旅馆门口。车门一开，下来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黑黑瘦瘦的，穿着一件军大衣，眼睛不大但很亮，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
“你就是翠花？”他打量了她一眼，“大成跟我说了，你从县城来的，想在省城找工作？”
翠花点头。
“找啥工作？有目标没？”
翠花把那张名片递给他。
张建军接过来一看，愣了一下：“越泽餐饮？你要去越泽？”
“嗯。”翠花的声音很小，“我想去找沈越泽。”
张建军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名片，嘴巴张了张，想说啥又咽回去了。
“翠花，”他斟酌着说，“越泽餐饮是省城最大的餐饮集团，沈越泽是老板，大老板。你去找他……你认识他？”
“他吃过我做的菜。”翠花说。
张建军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行，我送你去。不过我可跟你说好了，越泽餐饮的总部在市中心，这会儿过去得半个多小时。而且人家是大公司，你能不能见到沈越泽，我可不敢保证。”
翠花点头：“我知道。我就想去试试。”
张建军开车送她去越泽餐饮的总部。一路上，翠花趴在车窗上往外看，眼睛都不够使了。那些高楼、那些商场、那些亮闪闪的霓虹灯招牌，在她眼里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她以前在电视里见过省城，可电视里的省城是扁的，现在是立体的，活生生的，大到让她心里发慌。
车子开了大约四十分钟，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来。张建军指了指路边的一栋大楼：“到了，那就是越泽餐饮的总部。”
翠花抬头看——那是一栋十几层高的大楼，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大楼的门头上写着四个大字：越泽餐饮。字是金色的，很大，隔着一条马路都看得清清楚楚。
翠花的心跳忽然快了。
她下了车，站在大楼对面，仰着头看那四个字，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她低下头，看了看手里攥着的那张名片——名片上的字，跟大楼上的字，一模一样。
她深吸了一口气，过了马路，朝大楼走去。
门口有一个穿制服的门卫，拦住了她：“你找谁？”
“我找沈越泽。”
门卫上下打量了她一眼，眼神跟看外星人似的：“你找沈总？你有预约吗？”
翠花摇头。
“那不行，沈总不是谁都能见的。你是哪个部门的？有工作证吗？”
翠花又摇头。
门卫皱了皱眉，语气变得有点不耐烦：“那你来啥的？”
翠花把名片递过去：“他让我来找他的。”
门卫接过名片看了一眼，又看了看翠花，脸上的表情变了好几变——先是惊讶，然后是不信，最后是那种“你骗谁呢”的表情。
“这位大姐，”他把名片递回来，“沈总的名片发出去不知道多少张了，要是每个拿到名片的人都来找他，他一天啥也不用了。你走吧。”
翠花站在门口，不肯走。
“我……我会做菜。他吃过我做的红烧肉，他说让我来找我的。”
门卫摇了摇头：“大姐，我跟你说实话吧。每天来这儿找工作的人多了去了，都说自己会做菜。可越泽餐饮招人是有流程的，你得先去人力资源部投简历，通过了初试再复试，复试过了才能入职。不是谁拿着沈总的名片就能进去的。”
翠花听不懂什么“人力资源部”、“初试复试”，但她听明白了一件事——她进不去。
她站在大楼门口，看着那扇玻璃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穿着体面的人们进进出出，没有人多看她一眼。她低头看了看自己——洗得发白的棉袄，露了脚后跟的布鞋，背上的编织袋，灰扑扑的头巾。
她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
一个农村女人，大字不识几个，背着编织袋，跑到省城最大的餐饮集团门口，说要找大老板。这不是笑话是什么？
翠花转身，走了。
她没哭。她只是低着头，沿着马路牙子往前走，走得很慢，像是一步一步地踩在自己的影子上。
张建军还在车里等着，看她出来了，叹了口气，把车门打开。
“没见着？”
翠花摇头。
“没事，”张建军安慰她，“越泽餐饮那么大个公司，招人的地方多了去了。要不你先找个地方住下，慢慢找机会？”
翠花上了车，没说话。
张建军把她送到了一家便宜的小旅馆，在城东的城中村里，一天十五块，比车站那家还便宜。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单人床，连柜子都没有。墙上的石灰皮掉了大半，露出里面的红砖。窗户是破的，用纸板糊着。没有暖气，只有一个电暖器，上电会发出嗡嗡的响声，热量却少得可怜。
可翠花不在乎。她现在需要的不是暖气，是一个机会。
她在小旅馆住下了。
第二天一早，她就出门去找工作。她沿着街边的饭店一家一家地问——“要帮厨吗？”“要洗碗工吗？”“要杂工吗？”
可省城不比县城。县城的人虽然也嫌弃她，但至少还跟她说几句话。省城的人呢？很多饭店门口贴着“招工”的纸条，可她一进去，人家看她的眼神就不对了。那眼神她看得懂——嫌弃。嫌她土，嫌她老，嫌她没文化，嫌她一看就是刚从农村出来的。
有的店更直接：“我们这不要没经验的。”“你连普通话都不会说，怎么跟客人沟通？”“我们这个岗位要求初中以上学历，你念过几年书？”
翠花小学都没毕业。她念到四年级就回家帮忙活了。
一天下来，她走了二十多家饭店，没有一家要她。
第二天，又走了十几家，还是没有。
第三天，她又出门了。
省城的冬天，比县城还冷。风从高楼之间灌进来，刮在脸上像刀子割。翠花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棉袄，在街上走了一天，脚上的布鞋早就湿透了，脚后跟的冻疮裂开了，走路一瘸一拐的。
可她没有停。
她知道，她不能停。停下来，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第四天，她终于在一家叫“老地方”的面馆找到了活。
面馆在城东的一条小巷子里，不大，只有六张桌子。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姓孙，头发花白，围着一条蓝布围裙，手上全是面粉。
“会擀面吗？”孙老板问她。
“会。”
“会包饺子吗？”
“会。”
“那行，你先着。一个月一千八，包吃，不包住。得好再加。”
一千八。比大成小炒多六百。不包住，但翠花现在住的那家小旅馆一天十五块，一个月四百五，剩下的比在县城还多。
“我。”翠花说。
孙老板的面馆，主打手擀面和手工水饺。翠花负责擀面、包饺子、偶尔帮厨切菜。这些活她熟，在家做了八年，闭着眼睛都能。
可她很快就发现，省城人的口味，跟县城不一样。
县城人爱吃咸、吃辣，口味重。省城人呢，口味偏淡，讲究鲜、嫩、原汁原味。翠花第一天包的饺子，孙老板尝了一个，皱起了眉头。
“你这馅儿，咸了。省城人不吃这么咸。”
翠花记住了。第二天她把盐减了一半，孙老板又尝了尝，点了点头：“这回差不多了。再淡一点点就更好了。”
翠花又减了一点。这回孙老板没说话，但多吃了两个。
她在“老地方”面馆了下来。
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和面、擀面、剁馅、包饺子。面馆的活不比王家沟轻松，可翠花觉得，这里的每一分钟都是自己的。她活，拿钱，没人骂她，没人打她，没人叫她“不下蛋的母鸡”。孙老板虽然话不多，但对她还算客气，偶尔还会说一句“得不错”。
这就够了。
可她心里一直装着那件事——她要去找沈越泽。
她每天从面馆下班，都会绕一段路，走到越泽餐饮总部的那条街上，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远远地看着那栋大楼。她不去门口了，门卫认得她，去了也是白去。她就站在马路对面，看着那扇玻璃门，看着那些进进出出的人。
她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也许是在等一个机会，也许只是想知道，那个叫沈越泽的人，每天从那扇门里进进出出的时候，会不会偶尔想起——有一个农村女人，在县城的小饭馆里，做过一盘不太完美的红烧肉。
她不知道。
她只是站在那儿，看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回城中村的小旅馆。
就这么过了半个月。
正月二十那天，事情有了变化。
那天下午，翠花在面馆里包饺子，忽然听到外面有人喊：“着火啦！着火啦！”
她跑出去一看，是隔壁的杂货铺着火了。火苗从窗户里蹿出来，浓烟滚滚，整条巷子的人都跑出来了，乱成一团。
翠花没多想，转身跑回面馆，拎起一桶水就冲了过去。她泼了一桶，又跑回去拎了一桶。来来跑了四五趟，火势小了一些，但还没灭。杂货铺的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站在门口哭，说屋里还有煤气罐。
翠花一听，放下水桶就往里冲。
“你疯了！”孙老板在后面喊，“回来！”
翠花没听。她猫着腰钻进浓烟里，摸到厨房，看到煤气罐就立在灶台旁边，罐体已经被火烤得发烫。她一把抱起煤气罐，踉踉跄跄地往外跑。罐子很重，她抱不动，就拖着走，拖到门口的时候，消防车到了。
消防员接过煤气罐，冲她吼：“你不要命了！”
翠花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脸上全是黑灰，手被烫出了好几个水泡。
孙老板见她为了救人，自己受了伤，心里也是感动，便给翠花放了两天假，让她好好歇歇。翠花推脱不过，只好答应下来。
那天晚上，杂货铺的老太太拎着一兜苹果来看她，拉着她的手，眼泪吧嗒吧嗒地掉：“闺女，你救了我的命啊！”
翠花不好意思地笑了：“没啥，就是顺手的事儿。”
等老太太走后，翠花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刘大成的话一直在她耳边绕——“翠花，你记住，不把婚离了，你永远抬不起头来。那本证，是自由的凭证。”
她在心里把这句话翻来覆去地想。想那八年，想王大力的拳头，想张桂兰的骂声，想那个没见着面的孩子。想着想着，她迷迷糊糊睡着了。梦里，她梦见自己走进法院，手里拿着一本红色的离婚证。她打开来看，上面写着“林翠花”三个字。她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反反复复，直到天亮。
凌晨五点，她醒了。窗外还是黑的，但她心里亮堂了。
她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跑出来。不把婚离了，她就永远是王大力的媳妇，永远是王家沟的人。她挣的钱，他们能来要；她以后的子，他们能来搅。她得回去，把那个句号画圆了。
她起了床，简单洗漱了一下，赶到车站，买了回县城最早的一班车。编织袋留在省城，只带了一个小包，里面装着身份证、那张名片、还有攒下的几百块钱。
到了县城，她没去别的地方，直奔大成小炒。
刘大成正在厨房里忙活，看到她推门进来，手里的勺子差点掉了。“翠花？你咋回来了？不是在省城吗？”
“刘哥，”翠花说，“我想离婚。您知道该怎么办吗？”
刘大成看了她一眼，没多问。他把勺子放下，解了围裙，擦了手，带着她去了县城的一家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周，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很快，但很清楚。她听翠花说完情况，点了点头：“你这情况，可以离婚。长期家暴、虐待，属于感情破裂的情形。你有没有证据？”
翠花想了想，撩起衣服，露出肋骨上那道旧伤疤。“这是被板凳砸的。还有——”她伸出双手，那双手上全是茧子和裂口，“这算不算？”
周律师看着那双手，沉默了很久。“算。”她说，“不过最好有人证。你被打的时候，有没有人看到过？”
翠花想了想，想起一个人——隔壁的王婶。有一次王大力打她，王婶来劝过，还被张桂兰骂走了。
“有。”翠花说。
“那就好办了。”周律师拿出一个本子，“你把情况详细跟我说一遍。”
翠花说了。从嫁进王家的第一天说起，说那八年里挨的每一次打、受的每一句骂、跪着捡的每一个碗的碎片。她说得很平静，没有哭，像是在说别人的事。周律师一边听一边记，记了满满五页纸。
“够了。”周律师放下笔，“明天我就帮你起草状。你不用怕，法律会保护你的。”
翠花点了点头，眼眶红了一下，但没掉眼泪。
第二天一早，翠花跟着周律师去了县法院。交了诉状，办了手续，法院的人说会安排调解。所谓调解，就是先把双方叫到一起，看看能不能商量着离。
调解那天，翠花坐在法院的调解室里，对面坐着王大力和张桂兰。
一两个月没见，王大力还是那个样子，只是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看着老了好几岁。张桂兰头发梳得油光锃亮，嘴唇上抹着红，但眼神没那么凶了，倒像是有点心虚。
王大力一看到翠花，先是一愣，然后脱口而出：“翠花，你这段时间死哪去了？”
翠花看着他，没有回答。
调解员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姓马，说话慢悠悠的。“王大力，你媳妇离婚，你同意不？”
王大力摇头：“我不同意。我跟我媳妇过得好好的，她就是一气之下跑出去了。马同志，我们没矛盾，就是两口子吵架，床头吵床尾和——”
“她的理由是家庭暴力。”马调解员翻着材料，“你承不承认打过她？”
王大力张了张嘴，看了张桂兰一眼。张桂兰抢着说：“两口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谁家不打？打几下怎么了？又不犯法！”
“打几下？”翠花忽然开口了。她的声音不大，但在那间小小的调解室里，听得清清楚楚。“张桂兰，您说我打了几下？您记不记得，有一回他用板凳砸我，砸断了我的肋骨？您记不记得，有一回他把我踹倒在院子里，我后脑勺磕在石头上，流了一地的血？您记不记得，大冬天的，他把我赶到猪圈里睡，我在猪圈里躺了一夜？”
张桂兰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嘴巴张了张，没说出话来。
王大力低着头，不敢看翠花。
“还有，”翠花继续说，“你们说我不会生。可你们记不记得，我怀过一次？三个月的时候，张桂兰我挑水，一桶水没挑到地头就见了红。孩子没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怀上。”
调解室里安静极了。马调解员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王大力，你媳妇说的这些，是不是事实？”
王大力沉默了很久，最后点了点头。
“那就是家庭暴力。”马调解员说，“据婚姻法，家庭暴力属于感情破裂的情形，法院可以判决离婚。”
张桂兰急了：“不行！不能离！离了我们大力咋办？他还能娶上媳妇吗？”
“那是他的事。”马调解员说，“你儿媳妇不愿意过了，你不能她。”
张桂兰看了看翠花，又看了看王大力，忽然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说：“翠花，妈以前对你不好，妈知道。你就看在八年的份上，再给大力一次机会吧？我让他改，真的让他改，再也不喝酒了——”
翠花看着张桂兰哭，心里没有一点波澜。这眼泪，来得太晚了。八年前，她被王大力的板凳砸断肋骨的时候，张桂兰没哭。她被赶到猪圈里睡的时候，张桂兰没哭。她跪在地上捡碗的碎片、手指被划得流血的时候，张桂兰没哭。现在她来哭了。
“张桂兰，”翠花说，“我不恨您。我也不恨王大力。但我不会回去了。那个家，不是我的家。”
她转过头，看着调解员。“马同志，我同意调解。但我要离婚。条件我都可以让，房子我不要，地我不要，钱我不要。我只要一张离婚证。”
王大力抬起头，看着她。他的眼睛红了，嘴唇在发抖。“翠花，你真的……真的不要我了？”
翠花没有回答。她看着这个她叫了八年“丈夫”的男人，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不是恨，不是怨，不是心疼。是一种很淡的、像烟一样的东西。那八年，像一场梦。梦里她是另一个人，跪在地上，挨打受骂，没有尊严。现在她醒了。
王大力低下头，没再说话。
调解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最后，双方达成了协议：翠花净身出户，不带走任何财产；王大力同意离婚，不追究翠花任何责任。调解员当场起草了离婚协议书，双方签字按了手印。
走出法院大门的时候，翠花手里攥着那张离婚证。红色的封皮，烫金的字，薄薄的一张纸。她攥着它，手指头在发抖。
不是害怕，是如释重负。八年。八年的婚姻，结束了。从今天起，她不是王大力的媳妇了。不是张桂兰的儿媳妇了。不是王家沟的人了。她是翠花。一个自由的人。
当天下午，她告别了刘大成，坐上了返回省城的班车。这一次，她心里装的不再是惶恐和茫然，而是一份实实在在的自由。她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她知道，从今往后，她的每一分钱、每一步路、每一个决定，都是自己的。
回到省城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她走进城中村那间小旅馆，把离婚证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枕头底下，和那张名片放在一起。她躺下来，被子拉到下巴，闭上眼睛。那一晚，她睡得很踏实，没有梦，身子轻轻的，像飘在云上。又像是在做梦——一个长长的、终于做完了的梦。
第二天一早，她早早地到了“老地方”面馆。
孙老板看到她，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笑着问：“翠花，前两天你走后，邻居们都说看到你去了车站，好几天没见你。我以为你不来了呢？”
翠花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实在抱歉，孙叔。家里有些事，回去处理了一下。”
“都处理好了？”孙老板问。
“处理好了。”翠花说。
正在两人一问一答的功夫，店里来了一个人。那人穿着夹克，戴着眼镜，看着像个部。他一进门就问：“哪位是翠花？”
翠花从厨房里探出头来：“我是。”
那人走过来，握住她的手：“我是街道办事处的小王。前些天的事我听说了，你见义勇为，救了一位老人，我们街道要表彰你。另外，有家电视台的记者想采访你。”
翠花吓了一跳：“不……不用了吧？我就是做了件小事……”
“这不是小事。”小王认真地说，“煤气罐爆炸，整条巷子都得遭殃。你救了大家，这是大功。”
翠花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是觉得不能让煤气罐炸了。炸了的话，面馆也没了，她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也没了。
电视台的记者下午就来了。是个年轻姑娘，扛着摄像机的也是个年轻小伙子。他们让翠花坐在面馆里，问她当时的情况。
翠花紧张得话都说不利索，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没多想”“顺手的事儿”“谁都会这么做的”。
记者又问她是哪里人、来省城多久了、在哪儿工作。翠花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采访完了，记者又问了一句：“你来省城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翠花愣了一下。她低下头，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名片。
“我想见这个人。”她说，“让他再尝尝我做的红烧肉。”
记者接过名片看了一眼，眼睛忽然亮了：“沈越泽？越泽餐饮的沈总？”
翠花点头。
记者想了想，说：“这个我帮不了你，但我可以把你的故事播出去。说不定，他能看到。”
翠花不知道“播出去”是什么意思。她只知道，那天晚上，她的脸出现在了省城电视台的新闻里。
画面里的她，坐在面馆的塑料凳子上，围着那条灰扑扑的围裙，脸上还有没擦净的面粉，手上有烫伤的水泡，背后是油腻腻的墙壁和一张手写的菜单。
记者问她：“你来省城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她说：“我想见沈越泽，让他再尝尝我做的红烧肉。”
“为什么？”
“因为……因为他上次说我做得不好。我改了，想让他再尝尝，看看对不对。”
画面定格在她低头的那一瞬间，手里攥着那张名片，围裙上沾着面粉，眼睛里有光。
那道光，不是被采访的紧张，不是上电视的兴奋，而是一个女人对自己手艺的执着——
你说我的红烧肉不好，我改了。你再尝尝。
列位，您说这事儿巧不巧？翠花在大楼门口站了半个月，门都没进去。可她救了个老太太，上了电视，反倒让整个省城都知道了她的名字。
至于沈越泽有没有看到那条新闻，他看到了之后是什么反应，咱们下回再说。
（欲知沈越泽是否看到新闻，他会不会来找翠花，且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