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那些年的绝代名士无弹窗

可怜心事太峥嵘

1891年，16岁的王国维迎来人生中的第一道关卡——县试和州试。他以第60名的成绩通过了州试，入州学就学，成为名义上的秀才。

1892年3月，王国维参加府试前的一次预考——岁试，考中第21名。从此，这名16岁的“童生”在乡里声名鹊起，与陈守谦、叶宜春、褚嘉猷被誉为“海宁四才子”，并被推为其首。

4月，王国维踌躇满志赶往杭州参加府试，不第。王国维深受打击，表现出“弃甲曳兵之象”，父亲也颇为不满，责其“实愚而好自用”。

经过一年多针对“时文绳墨”八股文的训练，1893年7月，王国维再次踏上了赴杭府试之路。

而这一次，王国维竟“不终场而归”。究其原因，盖陈守谦所言：王国维“学不沾沾于章句，尤不屑就时文绳墨”，早已“无意科名”。

对于王国维“不终场而归”的顽劣态度，父亲竟没有多加责备，而是妥协为他挑了一条捷径：入杭州崇文书院就读。——清朝科举制度有一变通的方法，府试未中者如考进官设书院，便可免除府试和院试而直接参加乡试。

王国维遵从父愿考进杭州崇文书院，但很快就对无味的八股传习失去了兴趣。兴趣一失，各种不能忍受之弊随之涌现，如费用昂贵、开支巨大、教授单板……不久，他便肄业回了家。

1894年，又是三年一度的乡试之期。此时的王国维因有了崇文书院生员的晋身之阶，所以父亲王乃誉依然不肯放弃渺茫的希望，催劝他前往乡试。但乡试最终因甲午战争而未能顺利进行。而这一年，有一个人却成为光绪帝在金銮殿的钦点状元，他便是张謇。

甲午之后，国内掀起了一阵留学热。王国维一心向往出国留学，却因“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而未能如愿，“居恒怏怏”。

留洋不成，只有万般无奈地发挥他天才般的自学才能，到处搜求新学报刊以自修，尤其是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几乎每期必读。

父亲本就对儿子热衷新学、无意科考感到伤神，如今这“居恒怏怏”的心境更让父亲担忧。

为了缓解儿子的苦闷心态，父亲决定为他选一门亲事。于是，王乃誉出售田产，换得千余元，为儿子择了当地一商户之女莫氏。他们于1896年11月举行了婚礼。

婚后，王国维一边担任着私塾先生，一边遵照父亲意愿准备来年科考，实则更多的时间用在自习新学上。

1897年，王国维再一次动身往杭州参加乡试，不第。从此，王国维彻底断绝了科举念头，开始了他辉煌而艰难的独学之路。

科考不畅，又有举家之重任在肩，王国维辗转各家私塾，深觉生活之艰辛。

而此时，恰有《时务报》馆一同乡许家惺因事离职，遂请王国维代职。王国维欣然同意。

如此一来，王国维不仅获得了一份谋生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还在他极为仰慕的宣传新学的《时务报》馆，不得不说是一件一石二鸟的好事。

王国维到《时务报》馆，却逢章太炎、梁启超等相继离开。由于报馆内素来存在着的“浙派”与“粤派”之间的芥蒂，以及章太炎与康门弟子的那次大打出手，“粤派”逐渐退出了《时务报》，由“浙派”汪康年、汪诒年兄弟主掌。

王国维与梁启超等学者失之交臂，又在《时务报》的低谷时期走进了它，却没能得到汪康年的赏识。

在《时务报》这些年，王国维一直做着简单的校对工作，更为汪氏兄弟所欺压。不过“老实像条火腿”（鲁迅语）般的他，没有据理力争，反而处处忍让。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王国维在这段时间里结识了一生最重要的一个朋友——“他生活的扶助者、事业的提携者和学术研究的引路人”——罗振玉。

元宵节那天，罗振玉前往《时务报》拜年，“进门以后，阒然无人”，走上楼后，才见有一人在房里“摊着一本书在自斟自酌”。他好奇地走进房去，见桌上一包花生，斟的是绍兴酒，读的是《文选·两都赋》，“益觉得奇怪，就进而问讯”。王国维忙起身让座，于是两人坐下攀谈。

罗振玉“觉其人才华学养都不平凡”，就劝王国维去他创办的东文学社学习文，并让他通过给《农学报》写点稿子来支付学费。

王国维因家境不济难以出洋留学，如今却有机会就近学习语，自然欣然前往，成了东文学社的一名学生。

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

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

一天，罗振玉偶然之间看到王国维写于同学扇面上的这首咏史诗，对其中“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两句极为欣赏，把玩扇面良久仍不忍放下。

随后，罗振玉特意找来王国维详谈，当了解到他家境之艰难时，当即免除了王国维在东文学社的一切费用，并让其参与东文学社管理事务，以提供一份薪水。

王国维苦涩的生活总算多了一点甘甜，但这份甘甜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接二连三的事变——感染顽疾“鹤膝风”、《时务报》争报风波、幼女夭殇、戊戌变法失败，使王国维陷入更深的苦涩。

1898年7月，因营养不良外加劳累过度，王国维腿病“鹤膝风”发作，不得不回家治疗休养。

鹤膝风，即一种脚气病，多见于江南，病发时两小腿肌肉萎缩而膝盖处肿大，形似仙鹤腿，故有此名。此病重则有性命之忧，胡适之父胡传便是丧于此病。

疗养中的王国维并没有养性修身之心，严重的腿病已使他“颇为焦虑”，而《时务报》的变故更使他忧心烦闷。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奏请光绪帝，将《时务报》改为官办，由梁启超担任总经理。上谕既下，“浙派”汪氏兄弟不得不遵旨，将《时务报》归于官府，实则归于“粤派”。

不过，有张之洞在背后支持的汪氏兄弟，并没有老实地拱手让出《时务报》，而是依据上谕中“据实昌言”的旨意，偷梁换柱地把《时务报》变成了《昌言报》，同时将他们自行创办的《时务报》改名为《中外报》，给“粤派”留下了《时务报》的空壳。

争报风波的烦闷尚未退尽，8月，王国维又遭遇仅两个月大的长女的夭折之痛。

深陷种种痛楚之中的王国维，于9月得知戊戌变法失败的消息，忿忿难平，“颇有扼腕、捶、搔首问天之慨”。

人生如此祸不单行，但是，既生于天地之间，除悲愤感慨之外，最终还得继续生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