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那些年的绝代名士无删减版

只专学术，不谈政治

梁启超离开政界后，于年底去往欧洲。在那里，他亲身体会到了西方社会的诸多弊病。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工农运动的兴起，也使其深感不安。

他旋即回国，投入学术和教育事业，宣扬西方文明的破产，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他组织共学社、讲学社，不遗余力地从事讲学和著述，着重研究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写下了《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一系列具有高学术价值的重要著作。

他一生的宏富著述，合编为《饮冰室合集》，计148卷，一千四百余万字。

1922年，梁启超开始在清华兼课。

1925年，他受聘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与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合称“清华四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

此外，梁启超对图书馆学有独到见识，认为应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用西方的图书馆学理论优化中国传统目录学，即目录学的科学化。

1922年，他发起建立“松坡图书馆”，出任馆长。

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任董事部部长，并发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提出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方向的见解。

后来，他又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

1927年，恩师康有为去世，爱徒范静生去世，挚友王国维投湖……一件件大悲之事沉重地打击在梁启超的病体上，手无提笔之力，心无安定之神，他离开了清华研究院，停止了讲学，结束了创作。

1929年1月1914时15分，北京协和医院的一张病床上，一颗充满激情的叱咤文政风云数十年的伟大心脏停止了跳动。

他，是真的累了。

这样一个人，在他三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几乎将自己的名字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每一件大事都挂上了钩，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每一种思、政派都有过密切的接触。

梁启超是善变的。

赞扬梁启超的人说，他的善变是与时俱进；批评梁启超的人说，他的善变是政治投机。维护梁启超的人说，他善变的背后，有“内在的一致性”；抨击梁启超的人说，他的善变是自相矛盾、无所依靠的彷徨。

梁启超是善变的，但善变绝非政治投机。他的善变是因为他学贯中西沉淀下的一种内在一致性，与动荡时局的新旧思想摩擦，总能被认同，却总不能被认全。

他不是一个单门独进的专家，但是一个不事体系的大家。

对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很多人都只是盲人摸象，管窥蠡测，而梁启超几乎在各个领域都触及东西方文化的本质。

问题在于，他虽然对东西方文化的本质了解深入，却不能或不愿将其协调起来。

他大笔一挥，便得到万人景仰，而一旦步入政坛，身居要职，却往往蛇尾。——这是因为他的理论，不足以成体系。就像他的《饮冰室文集》，洋洋一千四百多万字，却始终没有鲜明的主张，谁都可以尽取所需。——倘若蒙田在，蒙田该会多爱他！

另一方面，梁启超是单纯的。有人一看书就卖弄，多读几遍吧，多读几遍就不卖弄了。所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从另一个角度看，庄子骂的其实不是真正的圣人，而是浅俗地读过一点圣贤书而自以为是的读书人。

读了太多书的人会在心里形成一方净土，那里只有大智慧，所以这样的人，往往是玩不过那些读过几本书、有点小聪明的人的。

即使口诛笔伐，笔下的较量也是不成大害的，但步入政坛，这个勾心斗角的场所，他总是会吃亏的。抱着“学贯中西”的思想，他想象着一个灿烂的前程，并为着这个前程献身，与那些抱着所谓的“新思想”的人周旋。

政客啃着他的肉，他却还称赞着政客的好。回过头来，发现自己吃了大亏，也不计较，只恨心里的蓝图成了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