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国良自首的消息，在海城官场炸开了锅。
最先感受到震动的，是高新区管委会。
周海波那天早上刚进办公室，就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说了什么，没人知道，但办公室外面的人听到里面传来一声沉闷的响动，像是拳头砸在桌上的声音。几秒钟后，周海波的秘书被叫了进去，出来的时候脸色煞白，什么都不敢说。
紧接着，消息传到了宋建军的耳朵里。
那天上午，宋氏集团大厦二十八楼的办公室里，宋建军正在和几个地产商谈。他的手机震动了一下，他低头看了一眼，表情没有任何变化，继续谈笑风生地主持会议。但坐在他旁边的助理注意到，他端茶杯的手微微抖了一下，几滴茶水溅在了桌面上。
会议结束后，宋建军把助理留了下来。
“查一下钱国良这几天见了什么人，去过什么地方。”他的声音很平静，但助理跟了他十年，听得出那种平静底下压着的寒意。
“是。”
“还有，”宋建军顿了顿，“林向北那边，查得怎么样了？”
“查到了，”助理翻开笔记本，“他最近注册了一家公司，叫向北资本，在金融街租了办公室。他的银行账户里大概有四千万左右的资金，来源是一笔古钱币交易和一笔回报。他母亲的手术已经做完了，主刀医生是市人民医院的沈清辞。”
宋建军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节奏很慢，像是在思考什么。
“四千万？”他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他哪来的四千万？”
“古钱币交易那一笔是三百八十万，回报那一笔是三千八百万。回报的来源是一家境外公司，壳公司，查不到实际控制人。”
宋建军的眉头皱了起来。
境外壳公司，三千八百万的回报，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这笔钱来得太诡异了。
“继续查，”他说，“把那个沈清辞也查一下。”
“是。”
助理出去了。宋建军独自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桌上的茶杯。
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这种感觉他很久没有过了。上一次有这种感觉，是十五年前，他第一次做违规生意的时候。那时候他心惊胆战，夜不能寐，生怕哪天东窗事发。但后来他发现，只要钱给到位，关系打点好，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摆不平的事。
十五年了，他以为自己的帝国坚不可摧。
但现在，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一个他曾经不屑一顾的穷小子，正在一点一点地动摇他的基。
他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喂，老周，是我。钱国良的事，你听说了吧？”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听说了。”周海波的声音沙哑得不像平时。
“你怎么看？”
“我什么都不知道，也什么都不想说。”
宋建军的眼神冷了下来：“老周，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钱国良要是咬出来，你跑不了，我也跑不了。现在不是装傻的时候。”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很久。
“你想怎么办？”周海波终于问。
“先稳住。钱国良手里有什么，我们不知道。但他既然自首了，纪委监委肯定会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他们查到我们之前，把所有痕迹都清理净。”
“怎么清理？”
“你手里的东西，该烧的烧，该删的删。我这边也一样。还有，你最近不要跟我联系，不要见面，不要打电话。有什么话，让人传。”
“……好。”
电话挂了。
宋建军将手机放在桌上，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他在脑子里把所有的事情过了一遍。十五年的布局，十五年的经营，十五年的关系网。他给过钱的人，他送过礼的人，他帮过忙的人，他威胁过的人，一张密密麻麻的网，覆盖了海城政商两界的半壁江山。
这张网，是他花了十五年编织的。
没有人能轻易摧毁它。
但他没有告诉周海波的是，他的担忧不仅仅是钱国良。他更担心的是林向北。
那个年轻人知道得太多了。东郊地皮的事，他爸的事，甚至那份名单的事——虽然他不确定林向北是否真的知道名单的存在，但那天在办公室里，林向北说的那些话，每一个字都像是敲在鼓点上的锤子，精准得让人毛骨悚然。
如果钱国良的事和林向北有关，那他就不是运气好赚了点钱的穷小子。
他是一把刀。
一把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锋利的、专门冲着宋建军来的刀。
宋建军睁开眼，拿起手机，又拨了一个号码。
“给我约一下沈家的人。就说我有急事，需要帮忙。”
周二下午，林向北接到了钱国良从留置点打来的电话。
纪委监委允许被留置人员在一定条件下与外界联系，但通话内容会被全程录音。钱国良的声音听起来疲惫但平静，像是放下了什么沉重的包袱。
“林向北，我这边的情况，你知道了吧？”
“听说了。”
“该说的我都说了。宋建军的那些事，每一件我都写了材料，签了字，按了手印。纪委监委的人说，他们会尽快核实。”
“好。”
“还有一件事，”钱国良顿了顿，“你爸的下落，我也说了。”
林向北的瞳孔微缩。
“我爸？”
“2014年那个出问题之后，你爸不是跑路了，是被人送走了。送他的人，是宋建军。”
林向北握着手机的手猛地收紧了。
“你说什么？”
“宋建军当年你爸签了股权转让协议之后，担心你爸手里还留着什么证据，就找人把他送走了。送去哪里，我不知道，但送他走的那个人，我知道是谁。”
“谁？”
“周海波的小舅子，叫刘建国。他在海城开了一家物流公司，有车队，经常跑长途。宋建军应该是通过周海波联系到刘建国，让刘建国把你爸送出了海城。”
林向北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上辈子，他一直以为父亲是跑路了，卷走了一千二百万，抛妻弃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恨了父亲整整三年，恨他的懦弱，恨他的不负责任，恨他在母亲最需要他的时候消失不见。
但现在，钱国良告诉他，父亲不是跑路的。
他是被人送走的。
是被宋建军送走的。
“钱市长，”林向北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这个消息，你跟纪委监委的人说了吗？”
“说了。他们说会去核实。”
“好。谢谢你。”
林向北挂了电话，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一动不动。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他的脸上，但他感觉不到任何温暖。他的脑子里全是上辈子的画面——母亲躺在ICU的病床上，浑身满管子，到死都没有闭上眼睛。他跪在走廊里，哭得像个孩子，一遍一遍地喊着“爸，你在哪”。
那时候他以为父亲在某个他不知道的地方花天酒地，过着逍遥快活的子。
现在他知道，父亲可能从2014年那天起，就再也没能自由地活过一天。
林向北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缓缓吐出来。
愤怒。悲伤。震惊。这些情绪像水一样涌上来，又像水一样退下去。他任由它们冲刷着自己的内心，没有抗拒，也没有放纵。
上辈子的他已经把这些情绪经历过一遍了。
这辈子，他不需要再被它们控制。
他睁开眼，拿起手机，拨了徐明远的号码。
“徐秘书，我需要见X。今天。”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徐明远的声音传了过来：“X说，他今晚会去一个地方。你想见他的话，可以去那里找他。”
“哪里？”
“翠屏山公墓。”
林向北愣了一下：“公墓？”
“对。晚上八点，翠屏山公墓，进门左拐，第三排，第十七个墓碑。X会在那里等你。”
电话挂了。
林向北看着手机屏幕上的通话记录，眉头紧锁。
翠屏山公墓，晚上八点。一个活人约一个活人在公墓见面，这本身就透着一股诡异。但X做事向来出人意料，上次在蓝湾咖啡馆，他让徐明远出面，自己躲在车里。这次他愿意亲自现身，说明这次见面的重要性非同一般。
林向北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
今天晚上，他终于要见到X的真面目了。
那个自称重生者的人，那个从一开始就站在暗处注视着他的人，那个对未来的预知能力可能比他还强的人，到底是谁？
他有一种直觉——今晚的见面，会揭开一个巨大的秘密。
一个关于他自己、关于宋建军、关于沈家、关于整个事件的秘密。
下午五点，林向北去看了母亲。
陈秀兰的精神很好，下午还跟隔壁的阿姨去小区的花园里走了两圈。她看到林向北进来，笑着说：“你今天来得早。”
“晚上有点事，所以早点过来看看你。”
“什么事？”
“工作上的事。”
陈秀兰没有再问。她知道自己儿子现在不一样了，有了自己的公司，有了自己的事业，她不想过多涉。但她还是忍不住叮嘱了一句：“注意安全，别太累了。”
“知道了，妈。”
林向北陪母亲吃了晚饭，又帮她洗了碗，收拾了厨房，然后才离开。
走出小区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黑了。
他拦了一辆出租车，报了翠屏山公墓的地址。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大概觉得这个时间点去公墓的年轻人有些奇怪，但也没多问，踩下了油门。
车子在夜色中行驶了四十分钟，在翠屏山脚下的一条岔路口停下。林向北付了车费，下了车，沿着一条没有路灯的山路往上走。
公墓在半山腰，四周是一片黑漆漆的松林，夜风吹过，松涛阵阵，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黑暗中低声细语。林向北打开手里的手电筒，照着脚下的路，一步一步地往上走。
晚上七点五十八分，他走到了公墓的大门前。
大门是铁栅栏的，没有锁，一推就开。他走进去，按照X说的路线——进门左拐，第三排，第十七个墓碑。
墓碑不大，是一块普通的灰色花岗岩，上面刻着几行字。林向北用手电筒照着墓碑，看清了上面的内容。
“林国良，1968年3月12—2014年9月5。”
林向北的大脑一片空白。
他站在墓碑前，手电筒的光照在那几个字上，一动不动。
林国良。他的父亲。2014年9月5。
2014年9月5，是父亲“跑路”的子。上辈子的这一天，所有人都说林国良卷款跑路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林向北信了，信了整整三年。
但现在，一块墓碑告诉他，父亲在那一天就死了。
“你来了。”
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林向北猛地转过身。
手电筒的光照在一张脸上。那张脸他认识，但不是在这个时空认识的——是在上辈子，在一个他永远忘不了的画面上。
那个站在楼顶，看着他坠落的人。
那个把他从十八楼推下去的人。
“江婉？”林向北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
江婉穿着一件黑色的风衣，站在夜色中，脸色苍白得几乎透明。她看着林向北，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情绪——像是愧疚，又像是释然。
“林向北，”她说，“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
林向北看着她的脸，脑海里所有的信息碎片在一瞬间拼凑在了一起。
X。匿名举报材料。未来资讯。速即纱。钱国良。徐明远。
X是江婉。
从一开始，就是江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