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同伟坐在三轮车上，夜风从车棚的缝隙里灌进来，有点凉。
蹬车的是个中年男人，穿着件旧棉袄，头上戴着顶毡帽，一边蹬一边哼着不知道什么调子。
“小兄弟，去火车站？”
“嗯。”
“好嘞！”
三轮车穿过汉东的街道。
街上人不多，店铺大多关了门，只有几家小卖部还亮着灯，门口摆着冰棍箱，箱子上头盖着棉被。
偶尔有骑自行车的人从旁边过去，车铃叮铃铃响。
祁同伟靠在车座上，闭着眼睛。
刚才钟小艾那张脸在脑子里闪了一下，又被他按下去了。
他不知道钟小艾想什么，也懒得去想。
京城钟家，他听说过。
那不是什么人都能搭上的线。
钟小艾主动递号，不管出于什么心思，都不是他能接的东西。
接了，就是欠人情。
欠人情，就得还。
他不知道拿什么还。
所以不接最好。
至于侯亮平——
他睁开眼，往车窗外看了一眼。
侯亮平站在暗处那个身影，他早就看见了。
从钟小艾出现的那一刻，他就看见了。
那点小心思，藏不住的。
但他也懒得管。
侯亮平要恨就恨，要怨就怨。
跟他没关系。
三轮车在火车站门口停下。
祁同伟付了钱，拎起蛇皮袋，走进候车室。
火车站不大，候车室里稀稀拉拉坐着十几个人，有的在打瞌睡，有的在嗑瓜子，有的抱着行李发呆。
墙上挂着一块大牌子，上头写着各次列车的发车时间和站台。
他走到售票窗口。
“你好，买张票。”
窗口里头坐着个中年女人，穿着铁路制服，戴着袖套，正低头嗑瓜子。
“去哪儿？”
“边城。”
“西南边城？”女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那趟车半夜才有，现在才几点？你要坐就等，不坐就明天早上来。”
“我等。”
女人从抽屉里扯出一张票，在上面盖了章，递出来。
“两块三。”
祁同伟从兜里掏出钱，数了数，递过去。
他接过票，走到候车室角落的长椅边，坐下。
把蛇皮袋放在脚边，靠着椅背，闭上眼睛。
候车室里很安静，只有墙上那个老式挂钟在滴答滴答走。
半夜。
车来了。
他拎起袋子，上了车。
车厢里人不多，大部分座位都空着。
他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袋子塞到座位底下。
火车开动了，哐当哐当的声响从车轮底下传上来。
窗外的灯火慢慢往后退，越来越远，越来越暗，最后变成一片漆黑。
他把头靠在窗玻璃上，闭上眼睛。
……
一天一夜后。
火车在边城站停下。
边城是个小站，站台破破烂烂的，候车室的玻璃碎了两块，用木板钉着。
祁同伟拎着蛇皮袋下了车，走出站。
外头是县城的主街，坑坑洼洼的土路，两边是低矮的平房，有卖杂货的，有修自行车的，有开小饭馆的。
墙上刷着标语：“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街上人不多，三三两两，穿的都是灰扑扑的衣服，脸上带着这个年代特有的那种木然和疲惫。
远处有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去，扬起一路尘土。
这就是他的家乡。
西南边境，边城山区，全省最穷的几个县之一。
他没多停留，拎着袋子往县城东头走。
走了二十分钟，到了一所学校门口。
大门是两扇生了锈的铁栅栏门，门旁边挂着块牌子：边城第一中学。
他站在门口，往里看了一眼。
场空荡荡的，几棵杨树光秃秃地立在边上，教学楼是三层的红砖楼，墙皮剥落得厉害，露出里面的红砖。
这时候正是上课时间，教学楼里隐约传来读书声。
他拎着袋子，从旁边的小门走进去。
进了教学楼，上二楼，走到东头第二间。
门上挂着块小木牌：高三年级组。
他敲了敲门。
“进来。”
他推门进去。
办公室不大，十来平米，摆着四五张办公桌，桌上堆满了作业本和试卷。
靠窗的那张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中年男人。
四十出头，头发已经白了一半，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袖口磨出了毛边，鼻梁上架着副老花镜。
正是祁同伟的高中班主任，林傅海。
林傅海正低着头批作业，听见门响，抬起头。
一看清进来的人，他愣了一下。
然后眼睛猛地睁大。
“同伟？”
他腾地站起来，眼里满是惊喜。
“你怎么回来了？这不是还没放暑假吗？”
他绕过办公桌，走到祁同伟跟前，上下打量。
“瘦了，也黑了。怎么回事？在学校吃不饱？”
祁同伟看着他，心头有点热。
那不是他的感觉，而是原主灵魂深处的。
原主记忆中，这个高中班主任，对学生永远是这个态度——不管毕业没毕业，见了面先问吃饱了没有，穿暖了没有。
“林老师，我回来，是有点事。”
林傅海一愣：“什么事？”
祁同伟迟疑开口道：
“我要回来复读。”
“什么？”
林傅海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说什么？”
“我要回来复读，重新参加高考。”
林傅海愣在那里，半天没说出话来。
他盯着祁同伟，眼睛里全是难以置信。
“复读？你？汉东政法大学，大三了，你跟我说你要回来复读？”
“你疯了？”
祁同伟没吭声。
林傅海绕着他走了一圈，上上下下看了好几遍，好像要确认眼前这个人是不是他认识的那个祁同伟。
“同伟，你跟老师说，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是不是在学校受欺负了？”
“还是家里出事了？你爹妈怎么了？”
“你跟老师说，老师帮你想法子。”
祁同伟看着他，心头那股热意更浓了。
三年了，林傅海还是那个林傅海。
当年他考上汉东政法大学，整个边城都轰动了。
林傅海高兴得几天没睡好觉，逢人就说“我学生考上政法大学了”，比他自己儿子考上大学还高兴。
他走的那天，林傅海送他到火车站，一路叮嘱：“到了学校好好念书，有什么困难给老师写信，别硬扛。”
他写过几封信，林傅海每封都回，回得比他自己写的还长。
现在他回来，说要复读。
林傅海没问“你退学了怎么跟家里交代”，没问“你是不是犯错误了”，没问“你到底怎么想的”。
他第一句话是：“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是不是受欺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