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辰觉得口很疼。
那种疼不是被针扎的尖锐，而是像有一块巨石压在腔上，越来越重，越来越沉，让他喘不过气。他下意识地伸手去抓口，手指却只抓到了一把空气，指甲划过衬衫的布料，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他想喊人，但喉咙像被人掐住了一样，发不出任何声音。嘴唇翕动了几下，只有一股微弱的气流从齿缝间挤出来，连他自己都听不清。他想伸手去够桌上的药瓶——那个白色的小瓶子就放在咖啡杯旁边，距离他的手不过二十厘米——但手指已经不听使唤了，软绵绵地垂在椅子扶手上，像两煮过头的面条。
眼前的世界开始模糊。
会议室的白墙在扭曲，投影幕布上那些冰冷的财报数据像被水浸泡过的墨迹，一点一点晕开、散开、消失。散落在桌上的咖啡杯、旁边助理惊恐地站起来时撞翻的椅子、窗外刺眼的阳光——一切都像被倒进了搅拌机，色彩在交融、在溃散，最后变成一片混沌的光斑。
“苏总？苏总！你怎么了？”
有人在尖叫。声音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水，听不真切，带着一种失真的回响。然后是椅子腿刮过地板的刺耳声响，有人跑动的脚步声，有人在喊“快打120”。
苏辰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把头转向窗户。
窗外是他自己建起来的那栋大厦——三十六层，全玻璃幕墙，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像一把刺向天空的利剑。楼顶的“辰光”两个字足有两层楼高，是他亲自设计的字体，方正、硬朗、有力，用钛金板镶嵌，据说花了两百多万。
那是他三十年的心血。
从一个街边维修店起家，一台收音机、一台电视机地修，一分钱一分钱地攒。做到市值千亿的家电帝国，产品卖到六十多个国家。他打败过本松下，收购过德国老牌，让“中国制造”这四个字在世界舞台上有了重量。
他上过央视《对话》栏目，主持人叫他“中国家电业的教父”。他被领导人接见过两次，握手的时候领导人说“苏辰同志，你为国家争光了”。他的名字被写进了商学院的教材，和那些他年轻时仰望的商业巨子们列在一起。
可这一切，现在都要和他一起消失了。
五十八岁，心脏骤停。
苏辰想笑，但嘴角已经动不了了。脸上的肌肉僵硬得像石头，只有眼皮还能微微颤动。
太亏了。
一辈子没结过婚，没儿没女，连个递水的人都没有。助理倒是有一个，但那是员工，是拿工资活的，不是家人。他生病了，助理会帮他叫救护车，会帮他联系医院，但不会握着他的手说“别怕，有我”。
为了公司，他把所有时间都搭进去了。没没夜地开会、出差、应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三百天在飞机上和酒店里。体检报告每年都寄到办公室，他拆都没拆过。那些飘红的指标——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心律不齐——他看都没时间看。
现在公司倒是大了，人却没了。
这买卖，亏到姥姥家了。
最后一个念头浮上来，带着浓浓的讽刺和苦涩，像一口咽不下去的老痰，卡在喉咙里——
如果能重来一次……
我一定……
一定什么？
他没来得及想完。
世界陷入彻底的黑暗。连最后那点模糊的光斑也消失了，只剩下无尽的、死寂的黑色，像被人塞进了一个没有底的深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