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还在下。
陆卫东和小魏踩着雪，咯吱咯吱往站前广场走。雪已经积了半尺厚，踩上去软绵绵的，脚底下没个准头。
小魏缩着脖子，两只手揣在袖筒里，跟在后头。他才二十二，去年刚从铁路子弟学校毕业，分到派出所当民警。小伙子长得白净，戴一副眼镜，看着像个学生。他爹是铁路上的老工人，托人把他弄进派出所，图个安稳。
“陆所，”小魏在后头问，“咱去哪儿？”
“候车室。”
“候车室有啥好看的？”
陆卫东没吭声。他走在前面，步子不快，但稳。雪落在帽子上，落在肩膀上，落了一层白。他也没拍，就那么走着。
站前广场不大，两边是几排平房，开着些小买卖——一家供销社，一家修鞋铺，一家理发店，还有个卖早点的摊子。这会儿雪大，摊子没收，一张油布搭在架子上，底下坐着个老头，守着炉子烤火。炉子上坐着个铁壶，壶嘴冒着白气。
老头看见陆卫东，站起来打招呼：“陆所长，这么早？”
“早。老李，今儿生意咋样？”
“这雪天，谁出来吃早点？”老头咧嘴笑，露出几颗黄牙，“就卖了几个窝头，挣两毛钱。”
陆卫东点点头，继续往前走。
候车室在广场东边，一趟平房，青砖墙，红瓦顶，门口挂着个大牌子：齐齐哈尔站候车室。门是两扇木门，推起来吱呀响，门把手摸得油光锃亮。
推开门，一股热乎气混着烟味、汗味、脚臭味扑面而来。
候车室里人不少。长条椅子上坐满了人，有裹着棉袄打盹的，有抱着包袱发呆的，有三三两两凑在一块说话的。墙角蹲着几个，抽着烟，烟头扔了一地。暖气片沿着墙排了一溜，漆着银粉，摸上去烫手。周围站了一圈人，有的坐着，有的蹲着，把手贴在上面取暖。有个老头把鞋脱了，光着脚丫子贴在暖气片上，脚底板烤得通红。
陆卫东站在门口，扫了一圈。
他前世在嫩江扛了五十年洋镐，每年冬天都坐火车回齐齐哈尔过年。这候车室他太熟了——哪块地砖松了，哪条椅子腿晃了，哪个角落暖气片不热，他一清二楚。那时候他每次回来，都缩在角落里，怕碰见熟人。一个发配边疆的养路工，没脸见人。
现在不一样了。
“小魏，”他说，“你在这儿了两年，认得出哪些是扒手不？”
小魏愣了一下，扶扶眼镜：“扒手？我……我还没注意过。”
“那今天好好看看。”
陆卫东说着，往候车室里头走。他走得不急，像普通旅客一样，东看看西看看。走到暖气片旁边，他站住了，伸手试了试温度。烫手，足有七八十度。他把手套摘了，把手贴在上面，暖和。
暖气片旁边站着三个人，两个穿黑棉袄，一个穿绿军大衣。绿军大衣那人脸瘦，颧骨高，眼睛小，眼珠子滴溜溜转。他看见陆卫东，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往旁边挪了挪。
陆卫东没看他，盯着窗户上的冰花。
“小魏，”他压低声音，“你右边那个人，穿绿军大衣的，注意他手。”
小魏扭头看了一眼，又赶紧扭回来，紧张得鼻尖冒汗。
陆卫东站着烤了会儿手，然后往售票口那边走。售票口排着长队，都是等着买票的人。有人伸着脖子往前看，有人跺着脚取暖，有人跟前后的人聊天。
陆卫东站在队伍旁边，像是在等人。
那个穿绿军大衣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过来了，蹲在墙角，眼睛盯着排队的人。
过了一会儿，一个老太太从队伍里挤出来，手里攥着票，笑呵呵地往外走。她穿着件旧棉袄，胳膊上挎着个包袱，鼓鼓囊囊的。
绿军大衣站起来，跟了上去。
陆卫东也动了。
他走得不快，但步子大，几步就跟了上去。老太太走到门口，正要推门，绿军大衣从后头挤上来，一只手伸向老太太的包袱。
那只手刚碰到包袱带子，就被另一只手攥住了。
绿军大衣一愣，扭头一看，对上一双眼睛。那眼睛不凶，但冷，像冻了一冬的井水。
“同志，”陆卫东说，“你手往哪儿伸？”
绿军大衣脸刷地白了。他挣了挣，挣不动，陆卫东那只手像把铁钳子，攥得他手腕生疼。
“我、我没……”
“没？”陆卫东松开手，拍拍他的肩膀，“那你跟着这位大娘啥？”
绿军大衣往后退了一步，眼睛往四周瞄，想跑。
小魏这时候跑过来，气喘吁吁的：“陆所，抓着了？”
陆卫东点点头：“带回去。”
小魏一把揪住绿军大衣的胳膊，往外拽。绿军大衣挣了几下，没挣动，被拽着往门口走。走到门口，他回头看了一眼陆卫东，眼神里有恐惧，也有不解——这人是谁？怎么就知道我要下手？
陆卫东没理他。他走到老太太跟前，说：“大娘，您包袱里装的啥？”
老太太吓坏了，抱着包袱往后缩：“你、你们是啥的？”
“派出所的。”陆卫东掏出工作证给她看了一眼，“刚才那个人想偷您东西，您没发现？”
老太太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包袱，包袱带子上果然多了几个黑手印。她脸白了，连声道谢：“谢谢公安同志！谢谢！我这包袱里是我闺女的陪嫁，两床被子，攒了三年的布票买的……”
“行了，没事了。”陆卫东说，“您赶紧上车吧，车快开了。”
老太太千恩万谢地走了。
陆卫东站在候车室门口，看着外头的大雪。小魏已经把绿军大衣押走了，雪地上留下一串歪歪扭扭的脚印。
他掏出烟来，发现烟盒还是空的。他把空烟盒揉成一团，揣进口袋里。
“陆所长，”身后有人叫他。
他回头一看，是候车室门口卖早点的老李头。老李头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个纸包，递过来：“抽我这个，自己卷的。”
陆卫东接过纸包，打开一看，是些烟叶，黄褐色，有点。他撕了条报纸，卷了一支，就着老李头的火柴点了。烟丝呛，辣嗓子，但有劲儿。
“谢了。”
“客气啥。”老李头也卷了一支，两人站在门口抽烟，看着外头的雪。
“陆所长，”老李头说，“你来这儿一年多，我头回见你抓人。”
陆卫东没吭声。
“以前那个所长，成天坐办公室，一年到头也见不着人。”老李头吸了口烟，“你不一样，大早上就出来转。刚才那小子，我都看出来不对劲了，那双眼睛到处瞄，一看就不是好东西。可我一个卖早点的，不敢管。”
陆卫东吐了口烟：“你咋知道他不对劲？”
“我在这候车室门口卖了八年早点了，啥人没见过？”老李头说，“那些扒手，走路的架势都不一样。眼睛不往前看，专往人身上瞄，瞄包袱，瞄口袋，瞄女人胳膊上的挎包。你看刚才那小子，一进来就蹲在暖气片边上，眼睛没停过。”
陆卫东看他一眼：“你看出来了，怎么不说？”
“说了谁信？”老李头苦笑一声，“我一个卖早点的老头，说的话能顶啥用？再说了，那些扒手都有团伙，我得罪了他们，明天摊子就让人砸了。”
陆卫东没说话。他把烟抽完，烟头扔进雪里，嗤的一声灭了。
“老李，”他说，“以后有这种情况，你来找我。我不在，就找小魏，找值班的也行。”
老李头点点头：“行，有你这句话就行。”
陆卫东拍拍他肩膀，往派出所走。
雪还在下。他踩着雪，一步一步往回走。走到派出所门口，他听见里头有人在嚷嚷。
他推门进去。
小魏正站在走廊里，那个绿军大衣蹲在墙角，耷拉着脑袋。小魏看见他，赶紧跑过来：“陆所，这小子不老实，说自己是铁路子弟，让咱们放了他。”
陆卫东走过去，低头看着绿军大衣：“你叫什么？”
“我……我叫张建国。”
“哪个单位的？”
“没单位，待业。”
“待业？待业你穿军大衣？”
张建国不吭声了。
陆卫东蹲下来，跟他平视：“张建国，你刚才想偷那个老太太，我看得清清楚楚。你要是老实交代，咱们按治安条例处理，批评教育，顶多关几天。你要是不老实，我就把你送到分局去，让那边的人审你。分局那边的手段，你听说过没有？”
张建国脸白了。他抬起头，看着陆卫东，嘴唇哆嗦着：“我……我交代。我是第一次，真是第一次。我家里困难，没工作，饿得受不了了才……”
“第一次？”陆卫东打断他，“你下手的架势可不像第一次。手伸得那么稳，眼睛瞄得那么准，至少练过三年。”
张建国不说话了。
陆卫东站起来，对小魏说：“把他关起来，下午我审。”
小魏点点头，把张建国拽起来，往留置室走。张建国走到走廊尽头，回头看了一眼陆卫东，眼神里还是那股不解——这人到底是谁？怎么什么都知道？
陆卫东回到办公室，坐在椅子上。办公室的炉子烧得正旺，铁皮炉盖烧得发红，热气一阵一阵往外扑。他站起来，拿起炉钩子捅了捅，又添了两块煤。煤是新煤，黑亮亮的，扔进炉子里很快烧起来，火苗舔着炉壁。
他想起老李头的话——“那些扒手，走路的架势都不一样”。
前世他在嫩江，每年坐火车回家，见多了这种人。那时候他只是个普通乘客，看见了也假装没看见，不敢管，管不了。后来有一年，他亲眼看见一个扒手偷了一个农村妇女的钱包，那妇女抱着孩子，哭得死去活来，说那是给孩子看病的钱。扒手早跑了，没人帮她。
他那时候就想，要是我能管，就好了。
现在他能管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大雪。雪下得很大，整个世界都是白的。远处，火车站的钟楼立在那儿，大钟指着十点半。
有人敲门。
“进来。”
门推开，进来的是食堂的老赵。老赵五十多岁，胖乎乎的，系着个围裙，手里端着个搪瓷盆，盆里装着两个热腾腾的包子。
“陆所长，”老赵笑着说，“听说你早上抓了个小偷？这包子刚出锅，趁热吃。”
陆卫东愣了一下：“你咋知道的？”
“小魏刚才去食堂吃饭时说的。”老赵把搪瓷盆放在桌上，“吃吧，白菜粉条馅的，搁了点油滋啦，香着呢。”
陆卫东看着那两个包子，白白胖胖，冒着热气。他想起早上那两片窝头，想起老四抢着吃窝头的样子，想起王淑芬说“下个月粮票还要减”。
“老赵，”他说，“你拿一个回去，我吃一个就行。”
“那哪行？”老赵摆手，“这是专门给你送来的。陆所长，你来了这一年多，咱们食堂的人看在眼里，你是真事的人。以前那个所长，三年了，来食堂吃过几回饭？见着咱们爱答不理的。你不一样，见谁都打招呼，跟咱们老百姓一样。”
陆卫东没说话。
老赵把包子放下，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说：“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门关上了。
陆卫东看着那两个包子，站了半天。
然后他坐下来，拿起一个，咬了一口。包子皮松软，馅儿咸香，油滋啦嚼起来咯吱咯吱响。他慢慢嚼着，一口一口，吃得很慢。
窗外，雪还在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