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新传：始终没有感受团圆的一生后续

第三章愤而反抗，逃离旧家庭的束缚

人的少年时代，正当其时的感觉，是有无数的情感水。只有在多年以后回首时，才能看得清，那底下的礁石是何等狞厉。

年轻时的张爱玲，生活在阴暗分裂的家庭，为了逃离家庭的束缚，寻求自由的人生，她经历了什么？又是什么成就了之后的她？

1．后母引发的父母决裂

张爱玲的父母离婚后，原本冷清的家就显得更加冷冰冰了。后母进门的头两年，张爱玲预想中的悲惨并未发生，一切照旧。她和后母，双方虽然都各怀心事，可是表面上都尽量礼貌，所以“也客客气气地敷衍过去了”。

再加上学校毕竟有各种新鲜的气息，对一切充满好奇的张爱玲因此很少回家，对家里发生的事情也知之甚少。不过有时候，她会向自己的老女仆询问家中的琐事。此时生活简单但不单调，复一地重复着。周一由司机送她去学校，周六接回，周三何还专门为她送一次换洗衣服和小食品。据她后来回忆说，在家看到弟弟和老仆人何受后母的折磨，内心非常的不平。但实在因为回家的次数少之又少，所以与后母爆发冲突的机会也是极少的。

周末和寒暑假的时候，张爱玲还是有她的快乐天地的：读小说，看电影，手绘贺年卡，到舅舅家聊天等等。她偶尔也会到姑姑那儿去，打听母亲在国外的消息。她写给母亲的信，都是由姑姑代寄的。

张爱玲的姑姑是一个有意思的人，说话幽默，看人看事都一针见血。在姑姑那里，总能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姑姑那一段时间在怡和洋行做过职员。从洋行出来后，有一段时间在广播电台做播音员，报告新闻，诵读社论，每天只工作半小时。说来这份工作相当轻松，可是姑姑很感慨，说：“我每天说半个钟头没意思的话，可以拿好几万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着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然后便把工作辞了。

张爱玲与姑姑终生不渝的情谊，在那时就已经锻造成型了。应该说，她对姑姑的感情，是一种“移情”，是对母爱缺失的“自我补偿”。而后母孙用蕃，在后来张爱玲的生花妙笔和盛名之下，已成尽人皆知的“狠毒后妈”形象。但是以现在的评判标准看，她恐怕是有点“冤”。正如有人评价的，她“其实一生未有大恶”，除了“”一节不大光彩外，似乎并无其他不可恕之罪。

而且有一件小事，似乎还暂时地融化了她们之间的坚冰。一年暑假里，张爱玲在父亲书房里写作文，写完就跑到舅舅家去玩了。后母偶然看到作文簿，发现有一篇题目是《后母的心》，不由好奇，就看了下去。

这是一篇命题作文，不过即使是张爱玲自己拟的题，也是虚拟的，是为了锻炼写作各种题材的能力。这篇文章，把一个后母的处境和心理刻画得入情入理。后母孙用蕃不知就里，以为这是张爱玲发自内心的话语，竟大受感动。

此后，凡有亲友来访，后母就要提起这篇文章，夸张爱玲会写文章，又懂事。—这也是做后母的尴尬了，“后母”这个身份有原罪，她自己先就心虚了，夸孩子的潜台词还是为了洗清自己。

父亲是了解张爱玲的脾气的，同时也早就知道女儿的写作才华非同一般。他清楚那文章不过是虚拟情景的习作，不可能是为讨好后母而写的。不过父亲倒是乐于看到后母有这种“误会”，所以也不点破，只是随声附和。

弟弟张子静对她后来也有较公允的评价，说她一进张家，就要给两个十多岁的孩子当后母，实属不易。张子静说她错就错在自以为能够左右张廷重的意志，对家事预过多，因此激化了矛盾。

一开始情况似乎还不错，张爱玲和后母彼此都能以礼相待，见了面客气地打招呼，在家也能谈一些天气和家常琐事。裂痕是一点点扩大的。孙用蕃万想不到，小女孩的抵抗之心是那样坚决。

其实，后母也是用了一点心思来笼络张爱玲的：在出嫁前，她听说张爱玲个头身段与自己差不多，就带了两箱自己的嫁前衣，送给张爱玲穿。当然，这在过去的时代，也不算是轻慢之举。打开箱子后，她还不无惆怅：“料子都还是好的。”

但张爱玲却认为是侮辱，直到晚年也不宽恕：“有一个时期在继母统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都像浑身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地憎恶与羞耻。”

张爱玲正值豆蔻年华，喜欢新衣服乃是常情，后母这两箱旧衣，有的领口已经磨破了，搞得她整个青春期心情都很灰暗。有一张老照片，就是她穿了后母的一件旧布旗袍，不看脸的话，确乎老成得跟村妇一样。圣马利亚女校是贵族学校，穿这样的衣服当然很窘，所以张爱玲又气又恨。

还有一次在舅舅家，舅母见张爱玲穿得寒酸，便拿出一些表姐穿过的衣服，要送给她。张爱玲婉言谢绝，当场竟伤心泣下，“不由得要想，从几时起，轮到我被周济了呢。”弟弟张子静也说她姐姐“平时的穿着也很随便，经常穿的是一般女性都穿的旗袍。”

有一段时期，圣马利亚女校酝酿统一做校服，这引起张爱玲无限的憧憬，她希望校服“也许像别处的女生的白衬衫，藏青十字交叉背带裙，洋服中的经典作，而又有少女气息”。可惜因为争议太大，校方的计划作罢。

上述“旧衣服事件”，因张爱玲几次在文章中提及而变得非常引人瞩目。其实，与其说她是被虐，还不如说是心理受压抑来得准确。成年张爱玲对服饰有夸张之癖，常以奇装炫人，源就在于年幼时的挥之不去的阴影。她后来回忆说：“不过我那都是因为后母亲赠衣造成一种特殊的心理，以至后来一度Clothes-crazy（衣服狂）。”

本来，张爱玲就是冷冷地在看后母，而孙用蕃自恃也是“簪缨世家”出来的，并没像姨太太那样去用心讨好张爱玲，这已使张爱玲有所失望；加之后母的“银紧缩”政策，似乎只针对两个孩子，这就更使张爱玲意气难平。

孙用蕃过门后，张廷重食不厌精的习气依然不变，每天的伙食有鸡有鸭，炒鸡蛋要用新鲜的香椿芽，夏天一定要吃“海瓜子”，有时还要买进口火腿、罐头芦笋和罐头肝肠。他喜好进口轿车的习惯一点也没变，总是不断在卖旧车、换新车。

另外，后母孙用蕃是个喜好热闹的人，她来后，张廷重参加外面的应酬反而更频繁了。两个人都是奢侈惯了的，本管不住自己乱花钱。因此，张爱玲那时才会有过激的反应。类似这样不大注意孩子青春期心理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些。虽说是鸡毛蒜皮，却足以构成不可解的芥蒂。

1936年夏，王人美主演的《渔光曲》在上海上映。当时，这种为穷人说话的左翼电影大受欢迎，竟然连演八十四天，广播里天天都在播它的主题曲。

有一天，张爱玲一时性起，决定教后母雇来的一个丫头小胖学这首歌。张爱玲一边弹琴一边教，可是小胖天资不灵，开头两句“云儿飘在天空，鱼儿藏在水中”，居然一上午都没学会。这堂不成功的音乐课，却把父亲与后母给吵醒了。父亲大怒，把小胖训斥了一顿，又严令张爱玲以后早上不许再练钢琴。

生之乐趣何其少，竟然连唯一的爱好也给禁止了。显然，在张爱玲的内心深处，这笔账恐怕又要记到后母头上了。如果亲生母亲在，想必自己不会遭遇这份凄惨的生活。